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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读了葛剑雄先生的<统一与分裂2──分与合>一文。http://www.abbs.com.cn/cgi-bin/ bbs/threaded_show.cgi?tid=53910&pid=389121&h=1 寸十好象在两年前略读过一次，如今读来仍觉新奇，让人思考许多的问题。寸十仅 就<蒙古族国家发展之路>一节的读后的感想，或启示也好，随便谈点个人的想法。 文中也许不同于许多人的观点，仅在客观的交流，无分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之嫌 疑。] 中国历史文明的误区 蒙古族国家发展的过称，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历史上的顶点体现在我国的元朝。 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历史，蒙古人的发展，其领土的扩张，没有任何国家能和其 相比的。世界上古代强大的国家，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巴比伦，包括中原的 汉民族，都比不上蒙古人当年称霸世界的“雄姿”。观近代以来的侵略战争，希特 勒也不过是霸占了大半个欧洲和部份非洲地区，我国当年受日本完全控制的主要是 北方地区。这两个国家对外的侵略，长的也就10年左右。看看蒙古人呢？如文章所 述，蒙古自： ----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落，1206年春在斡难河源头举行大聚会，建九□白 旗，称"成吉思汗"，立国号"大蒙古国"。。。到”1260年忽必烈抢先登上汗位。。。 长期出镇中原汉地。。。他在汉地实行的"新政"颇得中原人心。登上汗位以后忽必 烈进一步按中原汉族帝国模式构建蒙古国的国家机器。。。八年，建国号"大元"。。。 十三年攻克临安，十六年(1279年？)初占有南宋全部版图。至元二十年（1283年） 元王朝把行省变为常设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行省之下是路、府、州、县，全 国的秩序趋向稳定，大元帝国形成了。 ----- 这一段写的主要是蒙古人征战中原大地的宋。那么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除中原以外， 到底有多大范围？东控制了朝鲜半岛，兵临日本列岛；西到俄国的莫斯科；南到海 南岛，北至北极圈。现在常指的阿拉伯地区，几乎都控制在以蒙古族为帝的统治之 下。自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对外扩张象蒙古族这样如此之大，在70多年间(1206-1283？ )，世界近乎1/4的土地被蒙古族所统治。 接下来，寸十想提醒的是，蒙古人在统治者忽必烈的率领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征服 和统治中原呢？我们认真看一下历史可以找到，靠残暴的屠杀，屠杀中原的汉人。 寸十不想列举，历史就是历史，但依然不能回避蒙古人对中原人所犯下的罪行。我 们在歌颂成吉思汗“只是挽弓射大雕”的壮举时，是否也曾想到那无数支射雕的利 箭正是射向我们的祖先呢？ 在这里寸十没有想挑起民族争端之意，因为如果说到残 暴，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的统治者也如此，但元朝的统治者对异民族更黑暗。可直 到今天，蒙古人灭汉(宋)所建立的元朝，一直就作为我国一个正统的历史朝代而载 入史册，并以中华帝国版图曾经如此广大而引以自豪。却没有多少人提出过异议。 我们再思考一下，元朝至今被我国视为正式的朝代，是否是中原民族的一厢情愿呢？ 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世界上没有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包括外蒙也置于中国的之 下，我们可以说元朝是中国的正统朝代。但世界上有一个蒙古国，如果元朝是中国 的正统朝代，那元朝对如今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什么？不能因为蒙古人曾经统治过 中国，征服过中国，而中国也有蒙古族，则元就是中国的正统朝代。如果那样的话， 由于元朝，我们可以说欧洲，阿拉伯，朝鲜半岛都可以写入中国的正统朝代了。而 现在在这些地区，哪个国家又承认他们曾是元的臣民呢？可有意思的是，只有中原， 中国。反之，如果元朝是中原的朝代，那么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应该怎么写呢？ 他们的历史是否要写着“中原自 1279年后的100多年间为我国领土，中原民族为我国的臣民”呢？ 寸十不得而知。另外，如果我们接受元朝为我国的正统的朝代， 那么，蒙古人所犯的罪行是否应该算到中华民族头上呢？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尽管辉 煌，其残暴的一面也有，元的扩张侵略，残暴的一面其不是”锦上添花“吗？而中 原民族并不是一个嗜好侵略，扩张的民族。我们应该怎样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呢？ 如何客观公正的对待历史是否值的我们的史学家再认真思考一下呢？ (请保留在abbs论坛。by 寸十) |
全部评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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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6forfg 2013-8-7 22:26:23
来源：国家与社会论坛
原文字太小，贴上来看看。
上贴者 阿Q
标题 成吉思汗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吗？
Tue, Nov 27 2001 at 1:0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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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国家与社会论坛 gjsh.resourcez.com
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吗？
November 22 2001 at 9:55 PM 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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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吗？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李志宁
去年春天，写了一本书，是关于中国的大工业问题。投稿后，出版社欣然同意付梓，议定今出版。那么，此书既然是讲工业问题，与成吉思汗何干？原来，因作者多事，在谈到世界的业化如何肇端时，讲到工业化发详之地英国和它在13世纪的情形，并顺带说了一句多余的道：这时，正是“当东方灾星成吉思汗的铁蹄制造了一片片血海和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帝国时”。
不久前见到出版清样时，发现这句并不起眼的话已被细心的编辑改掉。删掉了“东方灾星”、“铁蹄”、“一片片血海”这样一些据认为有损于成吉思汗形象的词句。但这顿使我觉得如骨鲠在喉，心中很是不爽，于是给编辑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将它节录在此，希望能听到人们的批评。原文如下：
我想说明一下成吉思汗的问题。
我的书稿中有关成吉思汗的，虽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却依据了大量历史事实。而这些事实以前或多或少是被掩盖着的。由于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里很少有“不同声音”，所以，人们对不同的说法往往感到意外和不适，尽管它可能离真理更近。这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未必是好现象。
在中国，成吉思汗往往被误会为中国人，更有甚者，不少人还把他误以为民族英雄。我对这样一种“心理”常常感到困惑。我想，即使他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民也应当成为他的“反战派”，因为他的侵略和屠杀完全是非正义的、穷凶极恶的，而中华民族应当是善良的、爱好和平的。
成吉思汗是蒙古人，对于当时已经统治北方大部分汉人的金国、对于南宋，都是残暴的外国侵略者。而民族英雄岳飞所抵抗的金国，已经是早到的外国侵略者了。难道我们能因为金当时统治了北部中国，后来又作为清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女真，即清，也就是满族），再后来又成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就认为岳飞反倒成了破坏“民族团结”的罪人吗？（80年代初有人在“人大”会上指责唱岳飞的《满江红》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依照这个逻辑，金兀术和秦桧岂不反而成了“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的民族英雄了吗？那我们还算是有是非、有血性的民族吗？
当年，针对有中国人说，我们的汗（成吉思汗）征服俄罗斯的时侯，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鲁迅先生说：为了查一点故事，翻了几部蒙古史，才知道成吉思汗征服俄罗斯在前，征服中国在后，俄人被奴役的资格比我们老，应当他们说，我们的汗征服中国的时侯，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大意，未查原文）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后来在“反修斗争”中，在一篇重要的反修文章中，曾经被引用过，很有气力，使人印象深刻。
历史事实是：公元13世纪，在成吉思汗带领下，富有侵略性的蒙古帝国在浩瀚的蒙古大草原迅速崛起，他们向西、西南、南及东南发动了迄当时为止最为强大、血腥和残暴的进攻。他们曾对当地的人民进行了非常残酷的大屠杀。他们骑着小矮马，挥舞着小弯刀，在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的文化底蕴很浅，这种征服本身就意味着流血（我们在20世纪也看到，德日法西斯对别的国家的侵略和“征服”中，流血是多么大量和可怕）。蒙古帝国经过8年的征战和屠杀，于1225年征服了中亚细亚的花剌子模王国；1227年灭西夏；不久成吉思汗死去，他的儿子于1229年对金国采取行动，1234年金亡；123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又开始西征，1242年结束，征服了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建立了“钦察汗国”（俄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泪泉》描写了美丽的公主被蒙古可汗劫掠事，《巴赫契莎拉依的泪泉》被苏联改编为芭蕾舞，50年代好象曾在京演出）；1252年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又开始西征，征服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在今伊朗和伊拉克一带建立了“伊尔汗国”（为1258年）；1252年，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在今新疆塔城建立了“窝阔台汗国”。汉族的中国，特别是南宋，是较晚落入成吉思汗子孙的魔掌的（占领中国之后，他们还曾进攻过日本、缅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1274年，在忽必烈定都燕京10年后，他开始向宋发动全面进攻，宋朝几乎在第二年就崩溃了。南宋的“君臣”在失败中坚持了四五年后，最终结束于宋将陆秀夫背着***岁的小皇帝、因不愿受外国人侮辱、投海而死的悲剧中。在此之前，忽必烈已于1271建立元帝国，把蒙古本土、西夏、金、宋和大理国（云南）合并于元。这时，蒙古人建立的庞大帝国分为六个国家，中国（元）只是其中的一个。蒙古人入侵中国后，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指眼珠有颜色的人，不一定金发碧眼，但不是纯黑，如中亚细亚人，大概他们被奴役的资格老，所以更受信任）。第三等：汉人（指原金国地域的人民）。第四等：南人（指南宋的人民，他们最后被征服）。由此可见，那时，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最为卑贱。这就是亡国奴的命运。
这次外国人的入侵，也如后来清（即女真族的后裔）的入侵一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清入侵时，全满族只有几十万人（60万？不记得了），却打败了起码已有六七千万人口的汉族的政权。而且当时的“伪军”（即汉奸部队，如绿营兵、吴三桂之流的军队等）人数相当多，他们凶狠地参加了对自己同胞的疯狂屠杀。满清制造了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屠城事件，但现在的青年一代已很少有人知道了。人们的记性不好，现在电视节目中尽是拖着长辫子的清朝故事，好象保皇党在召魂，又好象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应当男人拖一根辫子，他们不知道：清初的汉人，为了保卫男人前额的头发，曾经付出了大量鲜血，在今人所谓“康熙大帝”的统治下，武装抵抗了60多年！
即使我们把外国来的征服者称为中国人，例如我们将忽必烈称为中国人，那我们也不能把成吉思汗称为中国人，因为成吉思汗早在“入主”中国之前就死了。我们不能把死后埋在后来是或曾经是中国土地上的人，都叫作中国人，不管他是多么“阔气”，多么富有四海，就象成吉思汗那样的人。
对于占领军，不管他们占领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都很难被叫作被占领国人。例如英国占领印度，纳粹德国占领西欧，谁也不会说查理一世也是印度人、或说希特勒也是法国人。日本鬼子占领中国许多年，没有人认为明治天皇也是中国人。所以说，中国有一个特色，似乎也曾被鲁迅先生所讽，即中国可以以自己高超的文化来“同化”外来的侵略者。虽然匈奴、蒙古人没有被“同化”，但是满清确实被“同化”了。虽然后来汉族男人们都拖了辫子、穿了马褂，女人穿了旗袍，可是文字还是用了汉字，这是中国人所感到欣慰的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若当年没有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假若凶恶已极的希特勒获胜，假若残暴已极的日本人在中国长期统治下去，那么，一段时间以后，法国人是否会象我们赞美成吉思汗一样，把希特勒说成是法国英雄呢？明治天皇是否会成为中国另一个成吉思汗、而昭和天皇成了另一个忽必烈呢？或者他们成了努尔哈赤和“康熙大帝”呢？我想，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会回答我说：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人们都知道、都记得、都不会忘记希特勒恐怖已极的“欧洲新秩序”和日本人恐怖已极的“南京大屠杀”。
那么我要问，为什么成吉思汗的大屠杀就被忘掉了呢？他在现代人们的心目中就可以成为“一代天骄”呢？我认为，就是因为时间已经隔得太久远了。（我记得毛主席在解释他这首词时也说：须知这是写诗啊，还能骂他们吗？这是大意，但可见毛主席也并没有想到在给成吉思汗作“历史结论”）
我们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犹新，但日本鬼子甲午战争中在旅顺的大屠杀，很多人就不知道了。那一次，全城二万余人只跑出36人，全城到处挂满了中国人的人头。至于被“戏说”得相当可爱的乾隆皇帝，在其统治下残酷的“文字狱”登峰造极，他还把数十万人口的“准葛儿汗国”杀得精光（致使今天只剩下了一个地名）作为自己的十大成就之一。再说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人们就更迟钝了。所以，再说到成吉思汗的横跨欧亚的大屠杀，再说到曹操对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百姓和对七八万战俘的大屠杀，我感到，现代的人们常常认为，与那些“英雄人物”的“伟大功绩”相比，这简直是些无所谓的小事。
应当知道，古代的屠杀也是疯狂而恐怖已极的事。
既然我们对古代无辜人民惨遭屠戮的事漠然置之（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找到鉴定古代人物的正确标准），那么，后人对于今天的“南京大屠杀”的感觉，是否也会象我们今天对古代屠杀的感觉一样漠然呢？如果我们没有确立一个正确的鉴定历史人物的标准，如果我们没有从今天起就这样做，那么，后人也会忘记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受的苦难。
我对于屠杀无辜人民的屠杀者，无论古今，一直怀有深深的愤恨。秦始皇、曹操、成吉思汗、朱元璋、希特勒、日本鬼子、蒋介石…… 都是如此。当刀斧呼啸、枪炮轰鸣，无辜百姓血肉横飞、孩子惨叫、而屠杀者狰狞如魔鬼时，这是一幅幅多么悲惨而恐怖的场景啊！难道这些无辜人民就因为生在古代，为了几个什么狗屁“英雄”的什么“英名”，就可以象蚂蚁一样被这些“英雄”们碾死吗？而我们连站在古代被屠杀人民的立场上说句公道话都不行了吗？
屠杀，是个绝顶沉重的词汇，它与人类今天已达到的人道文明绝不相容。
因此，我要求恢复原书稿19页上说“东方灾星”成吉思汗“制造了一片片血海”的原话。这不是随意写的一句话，它是由大量可怕的历史事实和千百万无辜人民的宝贵生命，浓缩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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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dj3k8 2013-8-7 22:26:24
来源：中外文化广场
上贴者 深思
标题 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Fri, Nov 30 2001 at 3: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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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彭华
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为研究者们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约略而言,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
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注；本文所列陈寅恪论著的撰写时间,均采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以下不再单独说明。?）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0页。）。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对其"种族与文化"观又加以进一步阐述,"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6、17页。）。同年,在具体考证《魏书》中的江东民族时,他再一次申述此论,"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详论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兹论南朝民族问题,犹斯旨也"（注；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6页。）。
1944年,他又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中重加申述:"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08页。）。以上所引,虽然都是就事论事式的论断,但仍可视为通观之论。陈寅恪多次说明,"种族与文化"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比如在研究唐代的藩镇问题时,"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26页。）。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开创意义与利用价值,早已是不遑具说,但有两点必须指出并加以辨别。
其一,陈寅恪论著中所用的"种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用法,如果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要求,都应该换为"民族"。
就现代的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而言,"种族"(race)属于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上的术语,并且首先是生物学概念（注：〔美〕H.J.德伯里:《人文地理》,王民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15页。）,它主要考虑生物学因素而不考虑文化因素,"种族所涉及的是人类种群(humanpopulation)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它主要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对象"（注：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56页。）,它指的是"基于共同血缘的人们的地域群体,这种血缘关系表现在身体外表上有着许多类似的特征"（注：〔苏〕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赵俊智、金天明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110页。）,或"一群在他人看来具有共同的生理特征并在遗传上截然不同他人的人"（注：〔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刘云德、王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125页。）,即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而"民族"(ethnicity)属于文化人类学上的术语,它主要考虑文化因素而不考虑生物学因素,民族"所涉及的则是人类的社会文化群体(ethnicgroup)与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主要是社会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研究的对象"⑤。斯大林曾经给民族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64页。《民族学通论》,56页。）;新近的研究认为,"凡是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相互有切实的经济联系,操同一种彼此能理解的语言,通常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保留着一定的文化特点,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独立社会群体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就叫作民族共同体"（注；《民族.种族.文化》,31页。）,加入了一个民族认同意识。显然,二者的差别是泾渭分明的,纯粹科学上的区分也是颇为严格的,所以,二者是不可混淆的,也是不可混用的。
因此,确切地说,陈寅恪所用的"种族"实际上相当于"民族",即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如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1951年)一文中,他用的是"敕勒种族"（注：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2页。）,而实际上指的只是敕勒民族;因为敕勒并不能构成一个种族,它只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民族,北方称之为"敕勒",诸夏称之为"高车"（注：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24页。）。遗憾的是,研究者在引用陈寅恪的这些论断时,并没有对此稍加注意,也没有加以细致辨别,往往是单纯的"拿来主义"。
陈寅恪混用"种族"和"民族",是受其时代环境所局限的。在中国古代汉语里,并没有"民族"一词,用"民族"来表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已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当时从日文中引进了"民族"一词。因为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尚属草创阶段,故而"民族"一词的用法极为混乱,在很多场合,"民族"一词都是与"种族"一词混用的(直到目前,各家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含义也不尽相同)。以上所引陈寅恪的论述都在本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诚如潘光旦所言,在本世纪的上半叶,有三个名词是很容易混淆的,一是国家,二是种族,三是民族。"国家"和"民族",西文里都或作nation;而"民族"之所以容易和"种族"相混淆,是 "因为一个民族总有它的种族的成分,一个民族大抵由多个种族结合而成"（注：潘光旦:《中国人的特性》,海南出版社,1998年,45页。）。混用的例证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如柳诒徵在其名作《中国文化史》中即误用"种族"和"民族":"第二,则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今之中国,号称五族共和,其实尚有苗、?、僮、蛮诸种,不止五族。其族之最大者,世称汉族。稽之史策,其血统之混杂,决非一单纯种族"（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绪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3页。据《弁言》,此书作于1947年以前。）。
这里所列举的,其实都是民族,在种族上都是蒙古人种或黄色人种,何来"种族之复杂"、"决非一单纯种族"之说?甚至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误用"种族",如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注：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827页。）。其二,至于民族的判别标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可以根据一个民族的语言、形成和分布地域、内部经济联系、文化特点等来判别民族;而文化特点在进行民族判别和研究时尤其重要,"特别是文化特点,对于分析每个民族都十分重要","文化特点可以毫无例外地作为任何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应该被"看作是历史上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传统生活特点的总和","即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能代代相传的文化特点。这些相互联系的文化特点的总和便构成民族学中所说的民族传统",而"民族传统一经形成便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注：《民族.种族.文化》,24-25、22页。）。费孝通进而将民族认同意识作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的心理特征（注；费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2期。）,而民族认同意识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陈寅恪所提出的以文化来判别民族,与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是相吻合的,说明陈寅恪在研究历史时是深具远见卓识的。
〔作者彭华,1969年生,讲师。四川宜宾师专政法系 644000〕
2000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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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3q50jl 2013-8-7 22:26:24
来源：中外文化广场
上贴者 供参考
标题 好文推荐:中国族群（ethnicgroups）理论的先河
Tue, Nov 13 2001 at 3: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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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中国族群理论的先河
——评纳日碧力戈先生《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一书
陆煜
族群（ethnicgroups）这个概念虽然在港台已经通用，但在内地谈及“族群”只是近几年的事。恐怕大多数读者对族群这个概念还有点陌生，甚至在学界都有些“时髦”。介绍族群理论的论文这几年零星散见，而真正系统研究族群理论的著作，还是纳日碧力戈先生的《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可以说他在中国族群理论研究方面开了先河。
我们对民族是再熟悉不过。有人不免要问，我们已经研究“民族”
几十年了，为什么又要提出个“族群”理论来？“民族”与“族群”
是一回事吗？这恐怕是我们大家首先想知道的事情。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族群理论是有其现代背景的。该书也正是紧扣现代背景来阐述族群理论的。尽管由于各国社会背景不同而导致“族群”的具体含义不同，但作者仍然认为，“只要我们认真辨析，坚持对立统一的立场，‘族群’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工具”，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国家民委的英译名己由原来的TheStateNationalityAffairsCommission改成TheStateEthnicAffairsCommis?sion；《民族团结》杂志的英译名也已由原来的NationalitiesUnity改为现在的EthnicUnity。而且，在外事场合，凡指涉少数民族的地方，原来的nationality改成了ethnicgroups。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因为在国际法律用语中，nationality与nation一样具有“主权意义”，表示国籍。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现实，在越来越多的政治外交和学术交往中，往往引起歧义。既不利于交流，也可能为敌对势力所利用。比较而言，在英语国家，nation一词通常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暗含民族自决，具有提出独立建国的“合理性”。鉴于这样一个现代国际背景，我们“引进”和研究族群理论应当说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从国内来看，目前，中国作为凝聚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象征符号正在形成和巩固，作为民族———国家（nation）的中华民族，其中至少包含着56个民族（nationalities；如果按照族群即英文的ethilicgroups划分，可能比这个数要多）。我们使用“族群”这个概念主要是在学术界，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因为它作为文化———心理认同的共同体，比较适合学术研究。族群（ethnicgroup）的本质是认同，且不排斥多种认同，与统摄诸族的现代国家并不矛盾。它不像民族这个政治———文化概念，不一定要提出领土要求。“族群”
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常随情势的变化而发生认同上的变化。这对于多族群整合发展成一个国家民族预留了理论空间，也具有实践的价值。
“族群”概念，还可以帮我们解释现在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例如，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论可以理解为“文化多元，政治一体”。
该书介绍了许多国外的族群理论。如希尔斯（EdwardShils）、范.登.伯格（VandenBerghe）和菲什曼（JoshuaFishman）的族群原生论、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和盖尔纳（ErnestGellner）的族群现代———想象论、西顿———沃森（HughsetonWason）和史密斯（smith）的神话———符号丛论、巴特（FredrickBarth）的边界论等，多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这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促进本国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在引介的同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照搬国外理论，而是结合中国的具体例子进行了分析与评述。这与贯之全书的实践、检验的提法是相一致的。作者还对长期混淆不清的种族、族群、民族等概念进行了仔细区分，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族群理论都是很有必要的。
该书还有一个新颖之处，就是作者引进了象征符号学和语言学来分析族群。作者认为，族群是一个符号组织（第15页），也就是说族群是一个文化象征。这一提法，对今天我们观察具体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例如，台湾近年来出现的“平铺人研究热”，就可以用这个理论来透析。台湾平铺人研究在以前是很少有人问津的，但台独势力为了制造出一个区别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符号，硬说“本省人”含有平铺人的血缘与文化，而且借助政治手段使之抽象化、符号化。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么个虚空的符号呢？原因是他们深知符号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可以为他们招兵买马，实现其分裂祖国的阴谋。他们制造符号，实际上就是制造一个“新”的“族群”，为台独招魂。用作者的这个观点来分析，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
作者在引用语言学来分析族群时，开篇时说：“从一般意义上说，族群的首要区别性标志是语言。”（第134页）在作者看来，族群的形成与语言的形成有某些相似之处，族群文化可与“生成语法”类比，并进一步论述了族群语言与族群思维的关系，认为，族群的思维方式深深刻印于本族的族群语言中，与相应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所以很难为他族群语言所替代（137－138页）。这些分析都给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发人深省。是的，这个“区别性标志”对于区分族群并不起决定作用。例如，汉、回这两个族群，语言并无区分，但并不同属一个族群。
作者还对“民族与国家”这个热点话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族群研究做了反思，指出了近今研究的趋势。
当然，作者在阐述族群意识的时候似乎还缺乏明晰的交待。他在讲族群是一个符号组织的同时，肯定了符号的流动性，多变性；而他在论述族群的产生时，认为族群的源头是血缘意识，并且这种意识在历史中演变为一种社会记忆以支持族群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作者说，族群意识不会消失（参见第一章）。问题是：既然族群是一个流动、多变的符号组织，那么，族群意识又为什么不会流动、多变？作者应当有更详细的论说。
还应当指出，该书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语言、符号、咒语、神话的一些理论，但结合这些理论分析族群的具体实例较少，似有喧宾夺主之嫌。不过，引进这些理论来作分析的工具是值得肯定的，符合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
此外，该书对以往关于民族的译名、定义的争论（注意，是指争论），几乎只字未提。这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族群的概念。实际上，国内对民族的译名、定义从来就有争议。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就将Nation释为国族，以示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相区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定义虽然以斯大林定义为准，但中国学者并没有囿于其中，而是根据客观实际，灵活变通使用，民族识别便是例证。再以后，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打破苏联理论的陈说，引起民族形成的讨论。1962年，在一次民族理论会上，虽然决定将经典著作有关民族的词汇统一译成“民族”，不用部族等其它译名，但有些学者还是很清醒的，并没有完全认同这一做法（参见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
可以说关于民族的译名和使用，学界一直存在分歧。近年来，港台学者首先将少数民族译成族群（ethnicgroups），以适应现代变化之需。内地学者也很快开始使用，并展开了讨论和研究。正因为有这一背景才有了《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这一专著的出现。作者对这些背景也应当做一个交待，这样才能让我们深入理解族群理论的现代背景。
该书还有一些表述不够清楚的地方。譬如，该书的17页有这么一段话：“迪尔凯姆和韦伯鉴于法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混乱，鼓吹把意义体系当做第二现实，以代替无序（chaos），建立理性的有序世界。……黑格尔和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论”……。似乎应当在“马克思”和“批判”之间加“都”字，把“了”改成“过”，再把“种”改成“类”，全句变成……“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批判过类理论……”否则会有“关公战秦琼”之嫌。因为，单从时间上来看，是不可能有这段公案的。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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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or57s 2013-8-7 22:26:25
首先，说明一点，我相信“有夏”。关于三代的一些讨论，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对于大夏来说，商人是东夷，然成汤代桀；对于朝歌而言，周人是西陲小邦周人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即使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仍然以商为“大邦”以自己为“小邦”，如《尚书.召诰》云：“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尚书.大诰》云：“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这反映了周人的一种复杂心理，他们一方面有受天命入主中原的喜悦，一方面却有长期寄人篱下的自卑感，而另一方面又想将这种自卑感转化为戡乱时的敌忾之情和建国时的动力。——引自子乔《向各位请教——天亡簋铭所记是否是武王克商后第十二天之事？ 》国学论坛，然武王克商。周季，“七雄“中除了齐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以外然，此时的齐已非姜姓齐，而是田氏齐，都是后起的势力。暂时统一农耕区的秦和后面还要提到的楚是其中两个最强国，前者起于西垂，后者兴于江漢，都不是中原大邦。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十刘邦，楚人也。从这一意义上说，《史记》中的12本纪中，除了五帝、三代之外，剩余8本纪有2个是秦人的，6个是楚人的，楚人占了一半。我不是想把历史上的汉都换成楚，只是提及这个今天仍作为我们国家主体民族的名字的朝代，其肇造者同样不是来自于当时的“中国“地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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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bj6s2f 2013-8-7 22:26:26
荒芜英雄路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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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阿勒泰山脉终于摆在我两眼之前了。比起天山也许确实多少有一些舒缓，但
依然是雨坡松林黑郁，阳坡绿草明媚。
对于新疆来说，这是偏僻的死角，然而我却清楚它应当是通路。幸亏蛀书的研究所
生涯没能泯尽我的想象，我一直在心中揣摸那路在哪里。
看了阿勒泰郊外的白桦林，没有想象的雪白。小城当心也有一座树林，清澈的白浪
翻卷的河上，有一座圆木桥。背后是闭塞的丘陵大山，积雪还斑驳可辨，但已经划不出
雪线了。然而从蒙古高原到中亚细亚，我偏执地相信该有一条路线。你不该闭塞着遮住
小城，只显给我一些白桦林清河水。我说的是路，是具体的“路”，而不仅是路线——
那时我顽固地想。
路应当就埋在阿勒泰的这重重山间。
石堆墓如链在左面隐现。草地荒漠化后，5月的芨芨草已经快啃光了。广阔的视野中
有褐色的和铁色的秃山，使人难以想象这里居然就是阿勒泰的著名领土。
过北屯时，有一蠢肥的女人上车，活像西陲蝴蝶迷。粗俗无耻至极，对司机怒吼
“坐你大腿上”。小屯、小聚落，中国人才造得出来的呆若木鸡的红砖平房不时推出，
刺人眼膜的红色长条中走出几个流氓相的小伙，楞楞地盯着汽车看。这种戈壁荒地的住
民居然活得健壮，在干旱得连岩石都龟裂的荒裸山脚迎送无聊人生，每天最大的事情是
——看几辆过往的汽车。
然而那条道路应该在此。
我怀着的，是非常不合历史学者习惯的一种偏执。为什么呢？
就应当在这里。既然英雄时代的蒙古人以这里为通道，走向了广阔的中西亚，那么
路就一定应当埋藏在这里。而且，我还判定这里应当有大量蒙古后裔。尽管我初次走向
阿勒泰边缘，但我相信主观的感觉，我相信我只要见到蒙古人就能挖掘出那条道路。
到了青河县。如我判断，“青河”二字是蒙语“青格勒”的音译和意译。我兴奋地
打断介绍，要求找几个当地蒙古人座谈。第一个见到的是县武装部长Dika，土尔扈特部
蒙族军人，我开门见山动员他说：咱们要找到成吉思汗走过的那条路，不能让那条路埋
在这里！
Dika激动了。
他取出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用一根粗指头指着上面的等高线：“这里，在hara-b
alaqik-tu，有路。”他说的是蒙语。
※ ※ ※
接连几天我同本地全部老辈蒙古人谈着，唱着，喝着。青河县境的蒙古后裔是乌梁
海人，讲一种远不如伊犁的厄鲁特方言那么和谐有致的难懂方言。但我们坚持不用汉语。
那时用汉语会出现泄密和玷污的语感。有一个老太婆反复问道：能唱么？能唱阿睦尔撒
纳么？真的唱了阿睦尔撒纳也没关系么？
于是，反叛的英雄颂就唱起来了。
阿睦尔撤纳是北京的蒙古史界再三表态与之划清界限的叛乱首领。
正在忙着蒙古史硕士生论文的我，当时听着瘦骨嶙峋的老太婆醉酒高歌，倾诉着对
阿睦尔撒纳的崇拜时，浑身每个毛孔都流动着“入伙”的快感。不知为什么快活得鼻子
呛酸，觉得自己体内的邪恶在古怪地排泄。而那歌声比内蒙撕扯得更凶急，我心中学来
不久的史学诸原则在醺醉中哗哗响着崩垮塌落。听着阿睦尔撒纳的赞歌，手足舞蹈在一
伙陌生的乌梁海人中间，有一刹我觉得昏昏然放松了。算了，为什么非要考古寻觅，那
条古代通路比起这首叛歌又有多大意义呢？
但是，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感情可不像汉族人对他们领袖那样实用主义。蒙古人对
成吉思汗的爱是绝对的。所以，既然我断言这里应该有一条让成吉思汗40匹挽马抱着的
宫帐大车（ordo teregen）走过的古路，那么乌梁海部就一定要把它找出来。事情一定
要成功；我是否有斗志已经无关紧要。
※ ※ ※
方向是青河县东风公社，中蒙边界。但是没有车。枯坐在招待所里，干等。
我们住一个套间。后来来了一些当今最有权势的财政局或物资局的人，背信弃义的
招待所就把他们安排进了我们里间，使我们当夜就变成了他们的值夜护兵。气愤得我每
天往他们屋里吐痰，扔脏纸（当然趁他们外出时）。一直到Bata来的那个下午才结束儿
童抗议战争，继续正业。
Bata是博州出身的察哈尔蒙古人，武装部干事，天天盼调到博州温泉县去。他扬言
若到了温泉，就是“他妈的一等干事”；若不让他调，他就怠工。Bata闯进屋子，吓得
我停住了对里屋的骚扰战。他大吼道：出发！有车了！出发！
※ ※ ※
走向大名鼎鼎的东风公社边界，途中依然满目疮痍。走向哈尔嘎特山沟的两岸，处
处是一种青红色的灼烫砂块。不见畜群，不知夏营地在哪里。沿途星点不均地看见一些
乌孙时代的链式墓，还有一处突厥石人墓——这也暗示着古代蒙古高原与中亚的交流。
边境线静悄悄，连风都压低嗓音似吹似听。古怪地突然想到北京的长安大街，若是那条
路也变成这般荒凉，该是多有意思呢。
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颠簸着，吉普车像坦克在斗勇争狠。石头在枯柴篷篷中倔强地
挡着，地势在蛮荒之中升高了。
车猛地刹住了。
Bata回头对我说：“喏，就是这儿。”
我揉揉眼睛，茫然不知所措。我在死寂的石头堆里走了几步，疲懒得想躺下睡一会
儿。青白的烫人阳光高高充斥，那些石堆上的苔藓都是焦枯的。
我揉着酸痛的眼睛，费劲地踩着怪石走了几步。地势升高，右手出现了蒙古人民共
和国的领土。我突然看见了一条痕迹，有一个形状突然出现了：峥嵘的怪石整齐地排成
10米宽的一条宽带，朝着哈尔嘎特左手的山顶伸去。青草枯干地刺出石缝，荆棘刺网般
缠绕着这条尖石带。路，清清楚楚地静悄悄停在山坡上。
我不能理解。我惊慌地环顾四野，天地之间一片死寂。
静得像是一切都被抽空了。没有气流，没有地热，荆棘般的芨芨草像插在石缝里的
锈箭。顶着凝住的阳光登高一些，巨石垒筑的大道像一条死去万年的死蛇，白白地反射
着一种青绿的白光。我的脑子在一瞬间便计算了、归纳了、整理了、判断了，我在寂静
中只用了一瞬就判断完毕。只是我古怪地被施了妖术，我觉得死亡般的荒芜正疾疾地蔓
延上我的心，我觉得恐怖的白昼缄默正悄悄地封死着我的喉咙。
“Bata，tele jam muna”，我艰难地对那个察哈尔军人说。说出口我就觉得嗓子被
重重地堵塞了，心头也猛然沉沉地坠下来。
Bata向其他人转译说：是那条路。他还亢奋地补充：是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已经肯
定了！已经决定了！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嘿，干得好哇兄弟！
独自一条嗓子在空旷里倏然逝去了。
其实我没有多少依据。唯一依据是路宽10余米，以石方垫起了凹陷。在青河迤逦的
草原上，这种道路无疑是为了车。而恰巧成吉思汗的宫帐大车又见于史料，所以——我
解释着。愈讲朋友们越兴奋，而我自己却愈讲愈茫然。
全部洞悉一切的是阿勒泰。它沉默不给我一言相助。但我知道它支持我的感觉。
是这样。完全是因为感觉，使我嗅到了这条湮灭的英雄路。
哈萨克司机Toral把吉普开成了坦克。车在尖牙怪石上蹦着，我们吵嚷着追着，把石
头搬着填给车轮。吉普车奇迹般在陡坡上蠕动了，离开荒凉的哈尔嘎特，向对面的夏牧
场攀登。
我告诉Toral，从成吉思汗以后，这是第一辆上了这条路的车。大家哄笑着，马上叫
他Toral汗。
黄昏时分，降到了美丽的夏牧场，地名也是蒙语：
Hara-Barqiktu，黑泥巴。肥美的绿草无声地涌着，五畜归牧，毡房上的炊烟浓浓。
远方有些骑手的影子在疾忽地闪着，像在捕一匹马子。浴着最后一抹金晖的山坡上，两
条狗终于舒服得禁不住伸伸懒腰，然后打着滚滑下坡来。女人们悄然游来游去，孩子们
默默地盯着凝视。沉甸甸的蓝黑降下来，溶进苍茫的夕照。一位哈萨克老者恭敬地把手
抚住胸，好像朝我们问了好。他背后有一道蓝醉的溪水，静静地碎成斑斓的紫缎色。
同样的宁寂啊，我想。
就这么静静地，我仿佛眼睁睁看见一切都在沉入暮色。无论是7个世纪以前那壮举般
的行军，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或阿睦尔撒纳，无论是石砌的草原大道还是几千年
星星点点遗下的各式古墓：一切在这片黑泥巴上都黯淡地沉灭了。山影灰了，树林淡了，
毡包模糊了，炊烟终于和天地溶成一色，轻轻拥推着这异界般的夏牧场吐出一个久久的
喘息。
野望消沉了，堕入仿佛情欲般的夏夜草原的游魂般的呼吸之中。
Bata从毡帐里出来，唤我快些进去。哈萨克人迎宾的礼性，还有煮熟的羊肉已经准
备就绪了。
※ ※ ※
那条古道应当备忘如下：
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座叫做乌兰大坂（Ulan Daban）的山口，自34号界碑进入
阿勒泰。于克勒干敖包东侧南下，绕边、中、花3个海子；与自35号界碑入境的另一条古
路于卡增大坂（Kazen Daban）以东汇合。汇合后的大道遇滩消失，遇山修起，陡谷石筑，
通向山外的哈尔嘎特大通道。
然后，再汇合（或并行）自中蒙国界67号界碑处Baka-ebi至盐湖、再至Ike-ebi的大
道，南下准噶尔将军戈壁，直指木垒或吉木萨尔一线的古路。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成卤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
问了牧人们，Baka和Ike（小、大）两座山都是红色。中有Dabsu，蒙语盐池。醉酒高歌
的老妇人念念不绝地叨叨着乌兰大坂，显然那是自蒙古高原进入中亚的最大咽喉，可惜
我不可能越境去查人家的领土。
写上这几行文牍是为了备忘么？也许只有我知道它的“史学”价值。在日本时谈到
这次调查，见到过许多羡慕和怂恿的眼光。好像我也曾经打算过再深钻一下，搞一篇海
内外扬名的论文。从青河武装部Dika部长那儿我已经抄了万分之一图的图号，难道我不
曾准备让这条死路在学术上再活跃一番么？
黑泥巴（用蒙语写成“哈拉.巴勒其嘎特”就优雅了）草原皓月当空。脚旁蒙古的
山和境内这边的山都苍茫无依。说不清为什么草地漾动般悄悄在动，山影林影都在忍受
着高海拔的清冷。我披衣出外，肩肘间涌着清白的雾。心中被冻了一怔，接着就充满了
冰冽的凉意。
※ ※ ※
老主人也披衣出来了，我猜他是担心狗会咬我。我在月光下望着他，只觉得他漆黑
得像一个阴界的魂。我想问候或搭讪几句，但是我没有几句哈语。我沉默着，他也默默
等着我。我想出了一句：
“Jakse Jaylaw，”好夏牧场；我听见自己的嗓音像一声塑料人的响声。
“Jaylaw Jakse，”他赞同地答。夏牧场好，接着他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都陷入了无言。
不，我永远也不会去搞那篇什么论文了。仅仅在这篇散文中留一条线索，让哪位偶
然翻翻文学作品的学者去青河考察吧。或者去巴音乌里盖——蒙古人民共和国拥有着那
座乌兰大坂的省份去考察吧，他们会发现整整一条成吉思汗的石筑大道。
英雄的时代结束了。
我只独自一人默默悼念英雄。我不干那种事情——当年英雄帐下几十万战士没有一
个人屑于于那种事情，
英雄的道路如今荒芜了。无论是在散发着恶臭的蝴蝶迷们的路边小聚落点，还是在
满目灼伤铁黑千里的青格勒河，哪怕在忧伤而美丽的黑泥巴草原的夏夜里，如今你不可
能仿效，如今你我不到大时代的那些骄子的踪迹了。
老人探询地望着我，欠着身躯。
我抱歉地道着谢，迈回了毡房木门。
真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重访阿勒泰。我也没有搞那个“科学研究”；因为我
一翻开资料就觉得有一种嚼英雄粪便的感觉。我只是永远地怀念着阿勒泰大山，我清晰
地看见有一条雄壮的大河般的道路，山间谷底奔腾蜿蜒。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
牧人想着它。
1988.7
不必拘泥于元代，或许元代是中国历史(不妨暂且这么说）上很特别的一个朝代，中国化（这个过程不妨从有夏开始算起，就像不妨把哥伦布“发现”美洲作为全球化的开始一样。这个过程的所有参与者在忍受天灾的同时在无穷尽的战争与暂时的和平中互相影响，一杆“中华”的文化文明大旗，被争来争去，扔来扔去）的很不够（此说待商榷），可是它的“国号”又是正经八百的来自“经书”。难道正因为“大哉乾元“或是“元亨利贞”是来自非孔子直接继承的“乐师”传统（参见阎步克《乐师与史官》）的经典吗？蒙古人还没有准备好，就参加到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去，结果又跑了回去（当然这只是一部分蒙古人，有很多的蒙古人在元亡后仍然留在了长城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