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不平的心痛——梁思成和他的老北京城 

2015-01-22 11:22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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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1901——1972),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学家和建筑大师。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学和建筑史。他是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的丈夫。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曾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

几十年前,瑞典地理学家喜仁龙来到了古老的北平,他带着欣喜与惊奇写道
循着通向城头的马道拾阶而上登上古老的城墙,你就踏上了一个趣味盎然美妙无比的场所……掩映在万绿丛中,金色屋顶闪闪发光的故宫和庙宇,覆盖蓝色和绿色琉璃瓦的华美住宅,带有前廊的朱红色房屋,半掩于百年古树下的灰色矮小平房,横跨有着绮丽牌楼的繁庶的大街,一片片牧童放羊的开阔地……这时,立于城头的哨兵吹响了尖厉的军号,民国的一天又开始了。

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城墙那样雄伟壮观,……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之后,就会觉得城墙是最动人心魂的古迹,它广大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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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城墙是明代建筑,它全长近38公里,下石上砖,坚固异常,高三丈五尺五寸,顶阔五丈,设十六座高大美观的城门,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墙。墙内的北京古都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体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双。”(梁思成)

老北京人很难忘记古城墙的魅力,想想吧,开阔的北京平原上,连绵着几十里的高大城墙,其间点缀着一座座挺拔伟岸的城楼、箭楼、角楼,尤其秋季,长天、白云、红叶、西山把城墙衬托得更加雄丽多姿。它是一首恢宏的史诗,描绘了几百年的沧桑风雨、风物民情;它是一首雄壮的交响乐,奏响了甘苦荣辱交织无尽的乐章;它是建筑史上的瑰宝、卓越的标本;它是中国古城最杰出的代表作,它是北京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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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之后,作家王统照在其名作《卢沟晓月》中也充满赞叹与深情地写到了卢沟桥与它背后的隐隐城堞。老舍写《想北平》,一提古城墙便微笑了:“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积水潭,背后是城墙,……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像小儿安睡在摇蓝里。”

不错,那时,每一个北京人,每一个到北京的人,留给他深刻印象的、给其心理以强烈崇高感冲击的,便是这绵长雄浑的古城墙。

感谢东北野战军将领们的清醒,也感谢傅作义将军的深明大义,古老城墙与众多古迹才免于毁灭的厄运,北京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的新首都。

开国之初是一个最需要建筑师的时代,那应该是一个发展与保护并重的时代,那应该是梁思成教授大显身手的时代。梁思成是中国最有成就、最有远见的古建筑学家,(维新领袖梁启超的长子)他曾于1924至1927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并获博士学位,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1946年,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建筑系,1949年,主持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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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为古建筑而存在的,当年他与妻子林徽音一起,奔走各地,为祖国的古建筑建档,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古建筑是他们的生命,今天,日本专家还感动地称他是“奈良的保护神”。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美国提出“不轰炸奈良”的建议,奈良是日本古城,古建筑林立,况且那里有座由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亲自指导设计的招提寺,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唐代建筑,他不能想象这些灰飞烟灭。梁思成的建议受到麦克阿瑟将军的高度重视,幸免于难的奈良战后与威尼斯等城市并列为世界文化名城。梁思成自然知道日军如何屠杀中国人,他的内弟作为飞行员直接死于空战,但建筑比仇恨更重要。建筑是他的一切。建国前,《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提出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改一改,因为共产党执政代表危险已过。周恩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徐悲鸿不同意,梁思成更不同意,他三句话不离本行:“一首歌曲就是一座完美的建筑,怎么可以随意变动呢。”五十年代,他曾戡察过的河北宝坻的辽代古庙被地方政府拆除了,那是中国唯一的辽代古庙,拆的原因只是用它的木头修桥。梁思成十分痛惜,那时,他已经没有说话的资格了,他无奈地长叹一声:“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是的,他是辽代的一块木,他是明代的一块砖,他是清代的一片石,他不属于今天,只属于古建筑。

如何利用旧北京,当时有两意见,苏联专家和华南圭、赵冬日等中国专家提出利用旧城改造旧城,其理由一是可以利用原有设备,省钱;二是把名扬世界的旧城作为行政中心,可以增强首都的重要性。而梁思成目光更高远,思想更精深,他重提“旧城唯上”的理论,坚决主张在北京西区另建新城,让长安街像一条扁担,把它们挑在大地的肩上,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另一头是古老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新旧两立,古今兼顾”,“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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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陈占祥等建筑学家提出“梁陈方案”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一是旧城布局合理完美,很难再插入庞大的行政部门。“北京城之所以为艺术文物而著名,就是因为它原是有计划建设起来的壮丽城市,而现在仍然很完整地保存着,除却历史价值外,北京建筑形体,因客观存在的街道区划的秩序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非常完美,所以北京旧城区是保留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见无比的,今后我们应有自觉责任,有原则性地来保护它,永远为人民保护好这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环境。”二是用地不允许。城区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21400人,行政部门的插入,势必要大量拆迁,破坏原有环境不说,反增加了投资。历史上,辽、金、元都曾因发展另辟新址,明朝则是南移。

如果采纳了“梁陈方案”,我们会拥有一个完整的老北京和北京文化。单从旅游价值上论,也是取之不尽的大资源!但此方案被否定了。新政府缺钱并不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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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从天安门望过去,应该到处是烟囱。”也就是说,北京不仅要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还要成为巨大的工业基地。“工人阶级在首都人口中要占有优势比重。”北京的重工业指标迅速上涨,终于成为仅次于沈阳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工业给北京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地、水、房越来越紧张,污染越来越重。晚年的周恩来曾感叹:“什么时候我再能看到北京的蓝天呢。”最重要的是,从穷乡僻壤走上天安门的政治家们,决心很大,他们要破除一个旧北京,建设一个新北京。梁思成的方案必然被否定。

于是,一座座精美的牌楼、一幢幢巍峨的城楼被拆除了,梁思成林徽音痛心疾首。一次,在得知拆除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明清建筑时,夫妻俩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但是一举手表决,还是全票通过:拆。

那时,知识分子已被剥夺了说话权。1951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正激烈时,毛泽东正式发表了有关知识分子要改造的文章:“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改造。”(毛选第五卷)以后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最无知”。在这种压力下,梁漱溟、朱光潜、梁思成等大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开展自我批评,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那时,有多少人懂得这世界上最宏伟的古城墙的无量价值?毛泽东就曾严厉批评梁思成:“扒个牌楼也哭鼻子,打个城门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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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泣血陈词:“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一层皮!”

没人理他,北京城楼、城墙的血色黄昏到来了——

崇文门,通高35﹒2米,通宽39﹒1米,1950年拆掉瓮城,1968年全部拆光。
宣武门,通宽32﹒6米,通深23米,通高33米,1965年拆除。
阜成门,通宽31﹒2米,通深16米,通高31﹒7米,1953年拆除瓮城、箭楼台基(箭楼40年代拆除),1965年拆除其城楼。
西直门,通宽32米,通深15﹒6米,通高32﹒75米,因修地铁,(理由何其简单!)1969年将宏伟的城楼、箭楼、闸楼、瓮城一并拆除。
安定门,通宽31米,通深16﹒05米,通高33﹒13米。其箭楼通宽32﹒5米,通深25米,通高30米,因修地铁于1969年拆除。(地铁竟然不能为古建筑让十几米的道!)
东直门,通宽31﹒5米,通深15﹒3米,通高34米,1965年拆除。
朝阳门,通宽31﹒35米,通深19﹒2米,通高32米,1953年拆除城楼,1957年又拆除箭楼。
永定门,外城最大、最重要的城门,通宽24米,通深10﹒5米,通26米,其瓮城宽42米,长36米,1950年拆除瓮城,1957年将城楼、箭城一并拆除。
左安门,1953年,将城楼、城台、箭楼、瓮城全部拆除。
右安门,1956年拆除箭楼、城台及瓮城,1958年又将城楼拆除。
广安门,1957年拆除城楼。(40年代已拆除箭楼及瓮城)地安门,因“交通问题”拆除。
西便门,1952年将城楼、箭楼、瓮城一并拆除。
东便门,1958年修北京火车站拆除。(数据均选自傅公钺的《北京老城门》)

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拆下的城砖、渣土总重1100万吨,足以堆起12座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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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偌大的北京仅仅留下了高27、76米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香烟盒上的大前门),还有德胜门箭楼。正阳门城楼曾遭八国联军炮击而倒塌,后重修,保留也许有铭记历史之意,可是我们的文化犯罪又该如何铭记?一次偶然的出差机会我来到北京,我痛心地欣赏这硕果仅存的正阳门,我注视着集防御、美观于一体的箭楼,我的心在滴血,我仿佛看到高大的古墙从眼前铺展开去,它把城楼、箭楼、闸楼、瓮城合为一体,雄伟浑然。我体味着梁思成的抚不平的痛苦,我终于明白这古城就是他的生命,甚至超过生命。

北京古城墙的去留,从定都之日起,便引起不该争议的争议。终于,北京市一位负责人说话了:“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的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大家沉默了。毛泽东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潇洒豪迈的决断使风雨500年的巍巍王城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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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生命是与老北京的一切融合一体的,古都作为一个整体是保不住了,最后连城楼、城墙也保不住了,最后连意见也不让提了。他到死都不明白,共产党在进攻北平之前不是还特地要他在地图上标注不能炮击的古建筑吗?为什么没有毁于炮火的众多古建筑我们却亲手把它们毁掉呢?为什么在和平时期举世无双的城墙必须彻底消失呢?为什么广阔的北京地区就不能容忍这一道古墙呢?为什么他可以在战争年代保住敌国的古都却在和平时代保不下自己的古都呢?他与毁城派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如果影响交通可以多开几个口子,如果真的扒掉整个城墙,光内层土外运就得动用大量车皮……

他痴人说梦地写下自己的城市设想:

城墙上面,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面,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含泪读这样的文字,我能看到梁思成闪闪放光的眼睛和红涨的脸,他正激动地讲述童话般的憧憬。多好,如果他的设想得以实现的话。

我们正走近梁思成,我们越来越明白他为什么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这古老的大墙:“环绕北京的城墙,……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它是环绕着北京的一件国宝文物,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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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爆发,中华民族的大浩劫开始了,在领袖的支持下,红卫兵、市民们疯狂地“破四旧”,名胜古迹首当其冲,北京地区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的6843处文物古迹,被毁掉的达4922处。320万吨图书资料被送进了造纸厂,其中珍贵字画18、5万件,古籍235、7万册。古老的城墙在变短,终于,在1969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发表后,北京古城墙的最后日子来临了。成千上万的人扛着镐、锹登上了早已支离破碎的城墙,把一块块城砖撬下背回去建防空洞或盖自家小院。(如果不是周恩来制止,北京故宫就扒了,人民要用其木头盖房子!让历史废物再做点贡献)

“一个灰蒙蒙的黎明,搞了一辈子建筑设计的梁思成悄悄来到城根下,艰难地攀上北京的最后一段城墙,一尺尺,一寸寸地抚摸着城堞上的每一块青砖,老泪纵横,痛不禁声。最后,他咬咬牙,哆哆嗦嗦地搬上一块印有‘嘉靖二十八年窑户孙紫东造’的城砖,沿着曲折的小胡同背回家去。他知道,北京的明天再也不会有城墙了,他要用这块砖去告诉他的子孙后代,告诉他们什么是北京的城墙,告诉他们发生在城墙下的许许多多的故事。”(张桦《京华建筑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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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批了一个马寅初,中国多生了几亿人;否定了一个梁思成,北京的建筑至今还是无序地发展着,再怎么规划还是在无序中修补。“当时听梁思成的话就好了。”这几乎是每一个北京人的遗憾。北京人和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年热火朝天扒城砖的是北京人,今天,踊跃捐赠旧城砖修建“明城墙遗址公园”的还是北京人。

1972年,中国最杰出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红卫兵迫害致死,无声无息。他的一腔热情满腹才华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今天,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树起了第十二座铜像——梁思成铜像,这不仅仅为了祭奠。梁思成当年说:五十年后会有人后悔的!我们是在后悔,我们怀念他,我们重温那些老照片,只是想抚去一点心痛,可是轻轻一触,涌出的却是更痛的冷泪。

谨以此文祭奠梁思成和他的老北京。让我们牢记那个时代,让我们珍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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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北京文学》2004年第3期 作者:白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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