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四中、建筑师谈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建筑还能改变世界

建筑还能改变世界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设计访谈
文/ 史建

访谈1

使用者· 投资管理者· 建筑师，一个都不能少

| 史建 | 与以往的设计(如秦皇岛歌华营地体验中心)相比，四中设计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更为多元，如与学校、万科和政府的关系。OPEN是如何面对、应对，并将之转化为设计中的积极因素的？

| 李虎 | 四中房山校区确实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项目，从牵涉到的人员、耗费的精力、历经的时间上等等，都可以看得到。作为建筑师，而且是爱“多管闲事儿”的建筑师，这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碰到的最复杂的情况。但比较幸运的是，有力量推动和影响这件事的关键人物，不管是万科的王石主席和毛总，房山的区长、西城和房山教委的负责人等，还是四中的刘长铭校长，都始终保持着建设一所高质量的学校来推动教育服务公众的初心。作为建筑师，我们除了把设计做好，更艰难的是始终坚守着建设的过程，以确保设计能够被尽可能忠实地建造起来。招标和建造过程中，我们管了很多份外的事，要跟“差不多就行了”的大环境和充满“猫腻”的施工行业不断地做斗争，非常艰苦，除了要感谢我们自己的团队，能够坚持下来确实不易，那么这后面决策人物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四中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开放探索精神的学校，还有一个开明的、理想主义的校长，对设计师来说能为这样的学校工作，是莫大的幸运。四中的老师们在设计过程中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和支持。

| 史建 | 记得那天在Studio X(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关于城市的论坛上，毛总谈到与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建设相关的3个重要方面的关系：政府＋万科、四中、建筑师，这3个因素是缺一不可。即政府把建校资金委托给万科管理，万科通过设计竞赛遴选建筑师，校方提供使用者的相关经验，最终促成建筑师实现新校区成功的设计实践。

| 毛大庆 | 这件事情很复杂，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当地的教育质量，从这个角度上考虑，有很多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单纯，也比较直截了当。从万科的角度来讲，事实上我们考虑的也很直接，就是我们在这个很大的规划区域本来需要有一个学校。学校不属于房地产开发范围，也不属于万科，但是要有好的教育环境，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去引入四中，一方面当然是说服学校参与；另外一方面是说服政府；第三方面是万科的信誉担保。而且最终我们还要解决好多问题，区政府、市政府与教育系统之间，等于我们是各方的对接人，例如编制问题、预算问题、教师派出问题、教师住房问题、教师的生活安置问题……也可以这么说，万科的介入在这件事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史建 | 四中新校区设计先期的预想与后期实现是否一致？

| 李虎 | 我们当时做设计竞赛方案，参加竞赛的还有马达思班、张雷、标准营造、山水秀等，后面两个事务所竞赛中途退出了。当时没有说是给四中做设计，但是很有趣，做设计调研的时候我们选的就是四中。我觉得比较关键是老四中的设计师黄汇老师写的“任务书”。这个“任务书”写得很用心，跟她设计的四中本部是有关系的，从规模到内部功能，比如说技能教室，一般学校是没有的。老四中多年来发展起来的模式，在中国是并不多见的。“任务书”本身就有丰富性，给我们很多发挥的余地。

中标以后，学校从使用方的角度提了一些特别的要求，四中的刘校长说应该让学生拿出自己的一些东西共享，比如图书角，互相交换图书；还有走廊里面可以展览学生自己的作品。这些我们都特别专心地听、记下来，在设计中考虑进去。还有个细节，卫生间是放在户外的，这是四中提出的要求，当时领导坚持卫生间不能放在走廊里面，说有味，一定要放到通风的地方。

走廊中学生的手工坊（摄影：陈诚）

| 黄春 | 有些细节，像食堂怎么管理，怎么样使用，四中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 毛大庆 | 作为学校的主体，校方在建筑方案方面有绝对的主导权，这也是很少见的。把学校设计的主导权还给学校真正的主人，这是功能设计比较成功的原因。

| 史建 | 开放性、社会性、城市性的理念，眼下已成为一种学术上“政治正确”的指标，但落实到设计中，尤其是“不折不扣”建成，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四中房山校区罕见地实现了上述理念，我们也高兴地看到，设计不仅具有上述特征，也促成了学校教学与管理的可喜转化，这是如何做到的？

| 李虎 | 是否“政治正确”我们倒真从来没想过。您说的这几条，可能本来就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一部分吧，和我们自己的性格与经历、OPEN 建立的初衷与信念都是相关的。建筑设计是个很综合的事情，可能我们自己坚信的一些东西，虽然是非物质的不可量化的，但在设计的每一笔中，会自然地流淌出来。比如空间的自由和灵活可变，各种层次的公共空间的创造，会启发使用者去不断改变自己和重新发现，这点我们在歌华营地过去几年的使用中已经很欣喜地看到了，四中新校区里也开始在发生了。

| 史建 |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新校区在设计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 黄春 | 两个方面，一个是设计本身就带给使用者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学校是一个舞台，如果这个地方只能干一件事情就不太好，我们这个学校空间变化都比较容易，也比较简单。

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整个校园最大的特点，包括来参观的很多人跟我们聊，走到哪儿都不封闭，窗户、门打开跟外边都是连通的，这很难得，所以去哪儿都很亮堂，到地下去都不觉得黑。留给孩子们很多开放的空间：大走廊、带点弯曲的走廊。还有很多角落，我们常常利用的，比如楼道有十几个小空间，学生们下课经过这个地方，可以随手去操作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这个学校教室是挺少的，所有的空间都可以作为各种教室。教学活动不是只放在教室里面，草坡上、台阶上，哪儿都可以，走廊里、楼梯上都可以上课。

运动会的时候，我们是全体老师、学生和所有家长一起参加，一块跑，一起比赛。一般学校家长来了以后，就在校门口等着，不让进，四中对家长是敞开的，给家长发了入门证，家长来很容易。我们的图书馆也对家长开放，对社会开放，谁来都可以，只要办个证就可以。我最感动的是爸爸妈妈带孩子3个人一起看书，这个在中国太难得了。

多样的公共空间 (摄影　上：陈诚 下：苏圣亮)

| 史建 | 四中本部也是这么做的吗？

| 黄春 | 四中本部没有，本部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公共空间太少，学校进去100个人就影响教学了。我们这里刚开完一个会，会后全国1000个校长全过来参观，一个校长说没看见教室在哪儿。学生上课都不知道我们在开1000人规模的会，这在别的学校是不可能的。

| 史建 | 与老四中相比，主要变化在哪里？

| 黄春 | 公共空间。本部硬件没有公共空间，出这个门就进那个门了。这里的公共空间很多，可以聊天，可以干很多事情，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我们还有动物园呢。学校现在有两个年级已开始上课，未来再有几年满员，是36个班，每个班30个左右孩子，所以顶多1000人。

| 史建 | 怎么使用这个房子也是一门艺术，我们看到这里的使用状态与设计很合拍。

| 黄春 | 有人看我们学校墙壁这么白，想搞些装饰，我们认为文化是人活动留下来的痕迹，不用挂什么的。使用者是一定要加自己的想法，这是肯定的。但是，应该在充分了解设计的基础之上，怎么样美上更美，好上更好。再过10年，这个地方肯定会变样，但原则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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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2

黄汇：做学校要有热情，要爱孩子，让他们喜欢学校

黄文菁：“任务书”的复杂性促成了校园设计的“城市性体验”，希望给教育建筑设计带来触动，突破既有模式

| 史建 | 我早就知道黄汇老师，曾昭奋先生在1985年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建筑创作的收获与启示——向中年建筑师们学习笔记》，文中评论了吕俊华、张耀曾、布正伟等6位建筑师及作品，就有您和您设计的北京四中。

| 黄汇 | 为什么做老四中？其实非常偶然，当时室主任让我们学习“五年计划”，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基建重点包括中小学。所以四中的任务就来了，说要改扩建，那时候还不知道四中是怎么回事儿。

当时(1980年)给的“任务书”就是市政府的一张信纸，盖了个市政府的章，上头就一句话：北京四中是我国著名的什么学校，有几十年的历史，现在要改扩建，要求是把它建成20年不落后的学校。

我以前也没做过学校，还得20年不落后，谁知道怎么做？我只一个办法，开了介绍信跑教育部去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看看发达国家学校什么样；再有就是把四中每一个教研组的老师都去拜访一次，问20年以后你们怎么教书，你们希望怎么教书。最后的“设计任务书”也是我们自己编的，就那张纸是不行的。

| 史建 | 曾昭奋先生的那篇文章介绍了您的四中校园规划、六边形教室设计，好像还有教室色彩方面的实验。

| 黄汇 | 其实完全不是因为我喜欢六边形，是声学、光学实验的结果。我从前是搞公共建筑的，我想剧场里的甲级座是最好的空间，我为什么不可以把教室整个都做成甲级座？实际上甲级座应该是桃形的。那时候我们都做不起实验，没有钱。我就去清华找老师，那时候物理实验室的老师跟我特熟，我就跟他说，我走后门行不行？我要做个实验没钱，星期日我来自己做，电费我付得起，实验费我付不起，我自己来做，不会损耗什么东西。这种实验只要花点力气就行了，我就做了光学实验和声学实验，弄完了以后发现应该是五边形。可是五边形的形体在结构上钢筋要放3层，楼板太厚了，太浪费。所以后来就改成了六边形，而且我想六边形也好组合。

做上去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可以出现很多角落。我去调查的时候，发现最闹的孩子有时候也需要安静的角落，这六边形就可以出现很多很多的角落。为了实现六边形，还跟教育局长争论，后来他认同了。

老四中教学楼和六边形教室平面（《建筑学报》，1986年2期）

| 史建 | 这个设计很成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很著名的、有探索性的设计。

| 黄汇 | 有一次四中的老师忽然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我们四中的老师要请你吃饭。我问什么事？他们说你不用管了。就在他们学校对面的饭馆。去了以后，他们说今天是情人节。我说我跟你们谁是情人？他们说，你跟我们四中是情人。我问，你们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那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结果他们说，你忘了，那时候给你的任务是20年不落后，正好前天欧洲有一个校长代表团来参观，说你们这个学校真先进，在我们欧洲都属于先进的。他们忽然想起来了，一算20年了，没落后。所以他们就请我吃饭，我觉得这顿饭吃得特别开心。

| 史建 | 有意思的是这次四中房山校区的“任务书”是您拟定的。

| 黄汇 | 实际上是王石比较下功夫，真的是想做一个好学校，他就让我给他张罗这个事，同时让我当投标方案的评审组长。所以，我就先给他编“任务书”，实际上也用不着怎么编，基本上是按照新的设计规范弄出来的。2012年开始实施新的规范，到现在真正盖完的很少。而且规范永远是个下限，没有足够的力量，没有足够的投资和土地，就不可能做得非常好，只能达到60分，很难做到90多分。

想做到90多分的，常常是一些开发商和代建公司合伙忽悠的，往往搞得非常花哨，能够吸引不懂的人买他的房子，学校成为开发商的广告，所以不可能真正做好。

我觉得这个项目，王石肯做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拟的“任务书”就比规范要求的稍微高一些。规范上说可以的事情，我觉得最好是能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要求。

| 史建 | 设计建成后，您觉得实现了“任务书”的要求了吗？

| 黄汇 | 我看完了以后，总结一下有那么几个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一个是从感性上来说，他们确实让学生喜欢这个学校，很有创意。他们做设计，不是甲方说要什么就给你画个什么。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上来说，建筑必须要尊重自然环境原有的地形地貌，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不要破坏。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绿色了。但是四中新校区很难得的地方，实际上是改造了地形地貌。这片地原本是比周边道路低的很平整的地，如果按照绿标的要求，可以买土把地垫高，拿它当平地对待就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个方案最大的特点，是设计上营造了一些地形，使得这块地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地上地下的界面模糊了，就能特别充分地利用土地资源，如果不是这样利用的话，这块地是不够用的。他们创造性地处理了这块土地，让土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做得非常有意思，很丰富，很有变化，学生很喜欢。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的。

再一个，他们是非常认真地按照建设中小学校的4个原则做的。一个是符合教学要求，他们很认真地把每一种教学要求都安排到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很难。这么小一块地，这么多的房子。第二个原则，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他们能挤出非常好的操场和体育馆，能够安排各种体育运动。我在图书馆碰见几个学生，就问那些学生：你觉得这学校怎么样？他们说，特好，特高兴能够在这儿上学。我说你们在这儿学习压力大吗？快乐吗？他们说，快乐，因为它很丰富。学生有个特点，死板的东西不喜欢，有变化的东西才喜欢。这个学校在心理上和空间上都关注了学生的需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则是安全，他们在安全上做了很多的文章。比如屋顶上防护网的方向，有所关注。很多安全上的事情他们非常仔细，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第四个原则是建设绿色学校，项目已经拿到三星了，没什么可说的。

校区绿色设计理念

还有一个特点，我就觉得他们非常用心地在创作。学校自行车棚的踏步非常舒服，我听说是做了实验，在办公室里专门做了模拟，让大家体会好不好。一般的自行车库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不得不用坡道，推着自行车下去的时候很危险，因为台阶都是30°。现在我试了一下，一个台阶是两步，于是30°就变成了15°左右，危险性马上就减少了。这个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确实是非常下功夫去做的。而且很多的节点，一看就知道是有设计的。每一个小地方都有设计，这很不容易。现在很少有建筑师这么精心地去做一个学校。

自行车库坡道 (摄影：夏至)

还有，我觉得他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非常在乎学生的感受，而且很有创意。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在创作，不是拼图。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拼图，大一点的设计院可以买很多很多的外国杂志，有人这边的摘一点，那边的摘一点，拼起来就是他的“创作”。“OPEN”是在创作，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应该提倡。做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有热情，要爱这些孩子，如果爱这些孩子，爱这个学校，就会非常在意每一个细节；如果没有投入感情，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相信有再大本事都做不好。

每一个细节都有一些考虑，这一点也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很打破常规的图书馆。我每年都会看几十个、上百个的学校，基本上都是中规中矩。图书馆里有视听阅览室，他们就把视听阅览室给打开了，把那些计算机一字排开在图书馆进门的地方，一方面一机两用，学生可以在这儿检索，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在这儿阅读。以前都是一进门就是检录，查目录有几台计算机；视听阅览室也有几台计算机，就很浪费，而且互相的交流会比较少，每个人坐在小旮旯里看自己的，而这里就很开放。

我觉得他们把“任务书”里的要求给解开了，跟他们事务所的名字很像，“开放”。开放了以后很阳光，对于学生来说阳光很重要，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很开放。

还有就是屋顶上种地。屋顶上种地真的是很有创意，我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班一块地，就有比较了，学生都是很好强的，就会很精心地去照顾。这个很精彩。

| 黄文菁 | 其实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这块地原先就是农田，我们是想给学生这个地块的历史记忆；另外，四中现在的校长说他曾经去郊区找地给学生种，但是不可持续，学生去了一两次就不去了，太远了。我们就想在屋顶种地多好？这样上楼就可以种地，也可以上课，种的菜也可以送到食堂里去。

屋顶农田 (摄影：陈诚)

| 史建 | 黄汇老师是从建筑师的角度去解读“OPEN”的四中新校区设计，视角很专业。

| 黄文菁 | 黄汇老师让我很感动，一个是她看到了很多物质表面背后的东西；另外，确实感谢黄老师，这个过程中我们有问题就打电话问她，她一直在无私地支持这件事。万科请她做顾问、编“任务书”、做评委，做完就应该没事了，但后来的事都是她在帮助我们。因为新的学校设计规范是黄老师主编的，所以我们做竞赛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学校要开始拿新规范来做，那时候还没实施新规范，遇到跟规范相关的问题，比如算教室里的换气量，我们都咨询黄老师，黄老师在背后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从另一个层面上，回到学校来说，设计任务书的复杂性，也是促成校园设计城市性的因素。其实我们最开始做学校竞赛的时候，觉得学校好像只是一个重复性很多的建筑，因为有很多教室，很多实验室；但是真正开始做进去才发现，学校是最复杂的一个建筑类型，什么建筑都有，有大礼堂、游泳池、大食堂，包括操场、体育馆等。

| 黄汇 | 而且在实验室的那层楼上，每间屋子都不一样。

| 黄文菁 | 每一层基本上有一类实验室，所以实验楼每层都不大一样。“任务书”就有复杂性，黄老师也加了很多培养学生素质的东西，像各种工作室，社团活动室、动物养殖园、音乐教室、形体教室、舞蹈教室，特别有城市性。

最开始拿到总图的时候，觉得校园蛮大的，但是当我们把400m操场放进去的时候，就发现少了一半了，容积率就从1.0变成2.0了。要把所有的功能面积都放进去，再加上学校的戒律法规，要求的日照是最严格的，比住宅还严格。当把条件都放进去的时候，就发现用地非常紧张。所以我们最后的策略，就是把一些大的异形的空间压到了半地下，把标准空间，教室、实验室放在上面。

| 黄汇 | 其实这是很大胆的，说实话结构方面是不太合理，但是没有办法。

| 黄文菁 | 从入口进来的时候，向上走就是去教室，向下走会去操场。我们在首层试图创造一种城市里街道的感觉，在主要的街道周围是一些报告厅、操场、食堂、竹园，给人很丰富的城市的体验。楼上是重复性的空间，中间像一条大河一样的交流空间穿起来，在大河中间有一些小岛，有些异形的小岛屿，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些角落的空间，私密的，可以小组讨论，可以自己读书，可以背单词。四中还有学生自己的开架图书馆，他们自己捐书，放在公共地方，拿走书留一张条子，看完再放回来，这是四中自发的一个活动。

校区中的走廊空间 (摄影　上：夏至 中：陈佳希 下：苏圣亮)

| 史建 | “OPEN”的四中房山校区是实验性的教育建筑，设计经验和运作模式都有唯一性，它是否会对今后的相关设计产生广泛影响？

| 黄汇 | 我觉得肯定会有影响的。因为校长们知道学校可以这样，会去争取。新的标准虽然还没有正式批准，但他们都拿到了一本，而且跟国土局、规委都已经讨论过了，增加了很多新内容。在这种前提下，新建校的校长肯定想要把自己的学校办成跟以前不一样的学校，而且希望再上一个台阶。这个新标准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增加了很多的建筑和用地，增加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创造力，还有动手能力，在这些方面考虑的比较多。所以校长不动心思的话，没法建新学校。

以前学生上课是学校唯一重要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了，每天不许超过7节课，其他的时间不给学生创造环境，他就上网吧里泡去。只要是好校长，都会动这个脑筋。有时候我们说样板，好像大家都得照着这个做，实际上样板起的作用是大家都该这么干活。

| 黄文菁 | 是的，突破原来既有的模式。我们还是相当理想主义的人，比如这个学校，我们确实是希望能给教育建筑的设计带来一定的触动：学校不见得一定是规规矩矩的，有轴线的，对称的，有等级的空间，学校可能更多的是能够激励一种自由的、开放的思维方式，更多地鼓励孩子自己去发现，自己去再创造。

| 黄汇 | 学校是值得上心去做的事情。我做的学校最穷的是与四中同时建的德外四小，但是最快乐的也是在德外四小，因为感受到设计所带来的新的教育环境能够改变好多人。所以我觉得做学校有特殊的成就感，我不相信谁花钱能买到这种快乐。

| 黄文菁 | 所以建筑师有这种成就感，因为能真正改变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愿意相信的：建筑还能改变世界。

（全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14年11期，如转载须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