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研究[转帖]

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马庆斌／韩恒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城市形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城市体系，城市要么因切割全球城市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而繁荣，要么被全球化浪潮抛弃而衰落。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通过自己的视野分别研究了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城市发展要素集合从区位、资本到人力资本、制度以及文化等，内容越来越扩展、越来越“软化”。但以前的观点往往把研究同一主题的不同角度割裂开来，导致研究视野比较狭窄。本文对主要学术观点加以综述，认为城市竞争力与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是由城市要素及其耦合机制决定的。
关键词：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全球化，城市体系
一、引论
不断演进的生产方式及其决定的生活方式塑造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演化为人类生产、生活、文化、政治的中心。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作为国家、区域核心的城市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指出：是城市和区域，而不再是国家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1]。
反观城市的发展历程，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的城市走向繁荣，有的城市走向衰落。时至今日，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各个城市处于全球城市体系的不同等级，并参与（或者被排斥在外）切割全球价值链条的不同环节。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耦合机制是什么？为何在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某些因素而不是别的因素，成为决定城市发展的关键？地理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通过本领域视角对之进行了解释。尽管已经出现了很多综述性的文献，但这些综述往往把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割裂开来，没有把各个学科观点统一起来。本文通过对已有的工作综述，综合研究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的主要观点。进而更加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背景下影响城市发展以及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理论研究是以国家、区域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基于城市是国家、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核心的观点，本文认为可以把这些理论作为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来借鉴。
本文分别对影响城市发展的区位、资本、技术等有形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制度、文化、创新环境等“软”因素进行总结。
二、传统理论
本节重点评述区位、物质（金融）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区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来进行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经济细胞集聚在城市空间才形成现代城市并推动其发展。现代城市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产业聚集的场所。因此，研究城市发展影响要素，这些微观层面的因素也必然要考虑在内。
1 区位
简单来讲，区位是指人类行为活动的空间。城市从最初的选址，到发展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实体，是一个从自然区位到经济区位的过程。本节分析经济区位。
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生产和定价的空间层面，而是把它们让位给了区位论。而且，区域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是以经济学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区域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正确地论述各种区位配置的地理空间。
以A•韦伯为代表的最小费用学说、以郝特林为代表的相互依存学说以及以廖什为代表的最大利润区位理论等构成了古典区位论。这些理论主要从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工厂定位与原料地、市场区位以及运输方式等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是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发展起来的一套定量工厂区位分析方法。
战后在艾萨德、D.M.史密斯、哈里斯等学者的推动下，区位论有了很大发展。[2]一是从单个的厂商区位决策发展到地区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研究；二是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到力求接近区域实际的区域模型；三是区位决策客体几乎涵盖了现代经济所有产业部门；四是区位决策不仅考虑了成本、利润等，还考虑了人员的居住、出行、娱乐等效用最大化目标。 西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活动的实践说明，以完全竞争条件为理论假设，并以具体企业微观的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区位理论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这是因为传统的区位理论忽略了创新环境、制度变迁、不确定的政治因素、社会文化背景等对经济活动巨大影响。
从对运输成本、企业间的物质投入产出关系的关注转向对经济活动所处的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注，是产业区位研究近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3]新的区域经济学就吸收了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区内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和国民收入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的演化和升级，投资率、失业率等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解决中心城市的过度集聚和生态条件恶化等问题。
2 资本
本部分所指的资本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
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4]生产投入三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中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而物资资本的多寡及其形成的快慢，则是束缚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
里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哈罗多——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及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理解快速的资本积累（包括运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
罗斯托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深入分析了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他认为：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建立起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是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其中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而资本的形成通常有外延型资本形成和内涵型资本形成。前者主要是由储蓄率、投资转化率及资本形成率来实现的。而后者则是通过提高资本的利用率（投资选择和资本吸收能力）实现的。
但实践表明，资本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增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却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 技术
城市的形成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三个具有明显特征的技术时代。这说明，城市本身的发展速度和竞争力与其本身拥有的吸收、创新、转化科学技术的能力有很强的相关性。
技术和其他要素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形式[5]：从投入来看，技术是通过改变其他要素的形态和质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无法单独存在。从产出的角度来看，一般是用产出增长减去其他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表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肯德里克、丹尼森即是沿着这个思路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技术（生产率）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技术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种理论上：
（1）技术创新理论最初是由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他认为创新不同于发明，前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因此，创新是指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采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从事新事业，而不管那些资源是否增长。
现代西方创新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分支，即技术创新经济学，以爱德温•曼斯菲尔德的“模仿和维持关系研究”为代表；制度创新经济学，以卡曼、施瓦茨的“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为代表。[6]
在后福特时代，创新模式已经由突破性到渐进性，从线形到非线形的转变。[7]研究创新的本地化对于企业集群环境依赖是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的一个焦点。
（2）雷蒙•佛农认为，作为技术的载体，产品本身有产生、成熟、标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在产品最先由经济最发达、技术最高的地区输出，然后逐步转移到后进的地区。这个理论揭示了如果某个城市在技术上占有优势，将因为首先出口这种产品，而获取垄断利润。现代社会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一个城市要获取出口优势，必然要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保持技术优势。
（3）日本经济学家赤松在研究日本纺织业发展的经验基础上，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推动自身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角度，提出了后进国家和地区可以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扩大生产”的模式，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这个理论从产品接受地的角度，说明了基于产品周期的演化带来生产地区性的变化。但是，库铭的研究表明，东亚国家的发展轨道具有跨越产品周期和地区间梯度效应的特点。这说明，城市在发展自身过程中有超越技术梯度的可能，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三、理论进展
萨缪尔森认为，发展的四个基本因素是：人口、自然资源、资本形成（国内的或进口的）和技术。在实践研究中，人们发现，这些不是经济发展的所有因素，人力资本、制度、文化和社会资本等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因素。
1 人力资本
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到，一个国家全体居民后天取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很多经济学家通过提出劳动价值学说，确立了人的劳动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模式以及索洛模式和丹尼森模式的重大进展之后，出现了一段时期的停滞。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突破，其中以罗默、卢卡斯与斯科特等为代表。首先是对于增长起点的考察。新古典增长理论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投资、知识、人力资本上来。同时研究的重点是强调外部效应和不完全竞争。 罗默在其研究中给出了三种模式：两时期模式，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两部门模式，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资源投入可以提高知识积累率；开放经济模式，国际贸易可以增加知识流动等。他还在知识溢出效应、知识非排他性的本性与部分排他性的产权、定常规模收益三个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均产出增长率同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研究与人力开发的资本量成正比，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比。 西奥多•舒尔茨通过研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差别指出，[8]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的上升和源于财产份额的相应下降。由于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较高，所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教育和培训费用；二是卫生保健费用；三是人力资源流动费用。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会使得劳动力资源获得最有效的配置，另一方面，城市如何吸引高效率的劳动力成为发展的关键。研究表明，制度设计、文化认同的氛围成为现代经济中吸引高质量劳动力的关键 。[9]
2 制度 制度范畴进入经济学分析的历史不是很长，无论古典学派或者新古典学派理论，制度都被作为一种不变的或“外生”的因素来处理，以凡勃伦、廉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现代制度分析的源泉。但是真正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看待的则是新制度学派。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并指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中的交易费用，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中交易，企业的规模即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企业，取决于企业内的交易费用与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言外之意就是，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成立组织建立制度就能降低市场的运行成本，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科斯在其后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通过严格界定产权可以克服外部性问题。[10]这引起了人们对产权制度的重视，后来有人根据科斯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事实上经济生活中的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由此可以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正如诺思所指出：“该文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当交易成本为正时，制度发挥作用并且最终决定市场结构。”[11]
诺思等人认为，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传统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12]。后者是增长的表现。具体的说，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是英美等国在近代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制度的创新与变迁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制度创新的动力来于将潜在的外部利润内部化的要求。之所以选择制度研究，是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制度一直被人类用来使其相互交往具有稳定性。……制度和所使用的技术一道，通过决定构成生产总成本的交易和转换（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由于在制度和所用技术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所以市场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于制度框架。”[13]
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诺思通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分析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诺思指出，在没有技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14]1971年，诺思和戴维斯一起发表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在书中诺思用制度变迁解释了美国的经济增长。1973年诺思和托马斯一起发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在书中诺思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欧洲经济史进行了解释，把产权制度的形成看作经济绩效的关键。两本书都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1990年诺思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在书中他力求发展出一种制度变迁的理论，对许多概念进行了明晰的界定，此书可以看作是诺思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系统总结。[18]
总之，新制度学派论证的基本思路是：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成本的，而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减少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 文化
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述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职业成功意识、节俭致富倾向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亲和力，正是这一宗教伦理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
韦伯认为东方所以没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应在宗教领域中寻找[16]。韦伯比较了儒教与清教，认为清教伦理打碎了亲族的桎梏，建立了非人格化的道德，而儒教伦理中心是讲人伦，其道德是对具体人而言的。儒教人格化的道德阻碍了非人格化的工作关系和大企业的建立[17]。清教徒把人视为上帝的“工具”，要求人们勤勉于“天职”；儒教把调整自己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职业”观念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蔑视工商，只崇尚不实用的文学。韦伯认为中国没有首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上述“心理上的特点”[18]。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并且这一浪潮的中心是儒教文化圈——东亚地区。[19]东亚的崛起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反思韦伯的有关论述。
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柏格在韦伯研究的基础上指出[20]，中国士大夫儒学思想是有害于现代化的，但没有读过儒家经典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伦理，如对现实世界的积极进取态度，实用主义，守纪律与自我修养，勤俭，稳定的家庭生活等等，是一种世俗的儒教，或称为“后儒家伦理”，可以来解释东亚经济的活力。柏格根据这一新命题提出了两种现代化的观点：一是西方式现代化，另一种是东方式现代化，或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
赫尔曼•康恩解释了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发展的贡献[21]，他认为东亚社会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康恩认为这些“现代儒家伦理”不同于早期新教伦理之处是它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对现代化和现代企业组织都大有裨益，这种“新儒教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适合经济增长。
基于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少人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主张，其中以李光耀为主要代表人物。比如李光耀多次强调传统文化中的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把社群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特别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等。后来新加坡政府提出一种“共同价值观”代表了亚洲价值观的典型，这种共同价值观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这一价值观体现了以儒家文明为主题的价值观。
福山从信任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2]，他根据信任度的高低把文化分为高信任的文化和低信任的文化。高信任的社会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低信任的社会是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之中的社会。高信任社会造就经济繁荣。例如日本、德国和美国；低信任社会的繁荣难以持久，例如中国、意大利南部和法国。
信任影响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信任度的不同影响一国的企业类型。福山把企业分为三类：家族企业、专业管理型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家族式企业是基于血亲信任基础之上的，几乎注定不会成为持久存在的大企业，国有大企业的低效率总是几乎无法克服。成为高效率的大企业只能是专业管理和私营企业，而这类企业又必然是建立在超越血亲关系的信任之上。信任度的高低还影响着人们之间的自发性社会交往。高信任的社会往往造就出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民间教育组织，以及其他自愿团体。这些组织在非血亲关系之间建立了信任，从而可以建立有效率的大企业。低信任的社会往往不利于造就这一类的社会中间组织，结果社会组织形态近似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家庭，缺乏一种社会中间组织。他由此推论，信任与经济繁荣便有了不解之缘。总之，福山的论述逻辑是：文化影响信任，而信任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繁荣。
4 社会资本
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23]基于意大利的经验，他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1970年开始，意大利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系列充满活力的行政区政府，结果有些地区取得了成功，而有些地区的新政府却令人失望，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普特南指出：“最好的预报因子就是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设想的那种强大的公民参与传统。参加投票、阅读报纸、参加合唱团、读书会、狮子俱乐部和足球俱乐部都是一个成功的地区的标志。”并且指出，公民的参与精神与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具体说来，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民参与网络培养了普遍化的互惠惯例，即我现在这样对你，希望你或者其他人能够相应的回报我；其次，公民参与网络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且放大了其他人值得信任的信息；最后，公民参与网络体现了过去协作的成功，后者是未来协作的文化模本。总之，普特南的思路是：公民参与精神、公民之间的社会网络表现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而一个地区的公民参与精神和公民之间的社会文化网络又受该地区文化传统的影响。 硅谷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拥有智力、技术、人才、资金等大量的生产要素，而且在于各生产要素更有效的组合，以及本地紧密的社会网络与开放的劳动市场[24]。
萨克森宁通过对比128公路地区与硅谷两个美国高薪技术产业基地的不同发展，指出了文化背景对地区发展的重要影响[25]。硅谷企业建立了分散化的组织系统，取消了传统公司所实行的身份和等级标志，采用的是协力合作的方式，以便激发创新精神、进取精神与协作精神，这有助于形成更为开放和积极参与的文化氛围。
在硅谷，不同企业的企业家之间有很多非正式的交往，通过这种非正式的交往，人们获得了有关竞争对手、顾客、市场和技术最新情况的重要信息。并且硅谷的工程师与企业家们之间建立的非正式网络系统不是围绕单个企业，而主要是围绕这一地区及其专业技术而建立的。这种网络鼓励社会团结和个人竞争、鼓励冒险精神和富于竞争的个人主义。在硅谷，英雄指的是那些勇于进取的专业人员和那些敢于在技术上冒险的经营者。该地区的文化鼓励冒险，也接受失败。正是那些曾经失败，甚至几经失败但后来又获取成功的人，在这里被人们广为称颂。在硅谷，人们跳槽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快就以它超乎寻常的跳槽而著称，并且换个工作不像在其他地方会破坏个人、社会或职业的联系。事实上这种持续不断工作变换加强了个人关系和网络的价值，结果硅谷的工程师相互间的信任感加强。尽管许多硅谷的创业者成了百万富翁，但大多数人看来并不是为钱所动，而是受独立于追求新技术的挑战所驱使。总之，萨克森宁的论证思路是：硅谷精神以及硅谷内企业家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即硅谷的文化，造就了硅谷的成功。
5 产业集聚与创新环境 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城市经济发展的模式发生变化。一方面，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另一方面，在区域形态上，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本身是倾向于地方性的，知识产业的聚集促成了“新产业空间”。创新能力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于地理集聚和区域学习创新能力的研究。因为，区域的竞争力不仅源于静态的相对成本优势，更加取决于动态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又与特定的区域创新环境是分不开的[26，27]。而地理集聚是区域创新环境形成的一个基础条件。 产业的地理集聚是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主要法则。80年代以前，对空间集聚的解释大都源于马歇尔集聚经济传统：富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专业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以及技术扩散的收益。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地理集聚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够降低参与地方交换企业的成本或收益，能够减少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交易费用。
这种解释对于传统工业的地理集聚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这种基于地方交易效率和交易密度的解释似乎是假说性的，因为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地理上集聚的企业之间的联系是很微弱的，空间集聚同企业间的地方化贸易联系以及即时生产系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28]
迈克尔•波特从竞争理论和全球经济下区位的影响力等方面着手研究产业集聚（或翻译为产业簇群），认为在产业集聚内部，企业可以更清楚、更迅速的察觉新的客户需求，进而更好的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29]产业活动的地理集聚与其说是为了从地方化的投入——产出联系中获益，不如说为了追求一种特殊的地方环境以增强企业的学习能力。
这种环境不仅是物质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经济方面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因为在知识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中，学习过程起到了很特别的作用。知识尤其是对于“干中学”的隐性知识的生产和消费不再是单个企业或者机构的行为，它依赖于特定的创新环境，个人、企业、组织在特定的创新环境下集聚，通过地理接近和便利的学习以实现技术的创新、扩散和知识的积累。这种相互连接企业、客户、研究机构、大学和地方行政当局的地方环境和网络关系能够增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约束其机会主义倾向，提高各行为主体应付竞争环境变化的能力。

四、城市发展研究的基本趋势
在对研究城市发展影响要素的主要学术流派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要素集合不断扩大
城市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城市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数目的增加以及城市本身争夺资源的能力提升，影响城市发展以及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要素集合必然扩大。传统因素，如城市交通和自然区位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已经不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无形因素，比如，人力资本、制度、文化[30，31]等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2 软要素越来越受到重视
萨克森宁的研究表明[32]，当技术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区域发展的优势已经开始超越区位、基础设施等物化的因素，文化等“软”因素开始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这可以从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产业的变化中找到答案。按照西蒙•库兹涅茨的观点[33]，研究经济增长机制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现代部门的增长，尤其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一国经济中具有强大动力的“先导”部门，总是经济迅速增长的焦点，它们通过各种链索带动经济中其他方面的增长。这说明，城市的兴衰应该与城市是否拥有培育“先导”产业的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因素因为“先导”产业的演化更替而变化。
第三产业尤其是与知识有关的咨询、广告、电子、信息等行业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城市的发展与地位与这些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影响这些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创新环境、制度以及文化等软性要素。
3 要素更加体现“以人为本”
城市发展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城市经济增长。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渗透到城市发展理念的今天，各个学科“殊途同归”，越来越关注“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核心。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博士指出的，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当关心人、陶冶人。
这种城市发展要素的“以人为本”化使人们认识到，城市发展的关键是人。那些可以更好地挖掘人的潜力的文化、制度等，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且是城市向更高层面发展的过程中吸引、控制人才这种决定现代城市兴衰的稀缺要素的关键。 正如Fredrick•Herzberg 的双因素理论指出的，满足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深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必要的，没有它会导致不满，但是即使获得满足，它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的、不能持久的。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不仅要注意物质利益和工作条件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工作的安排，量才录用，各得其所，注意对人进行精神鼓励，给予表扬和认可，注意给人以成长、发展、晋升的机会。随着城市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这种内在激励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4 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竞争力研究成为焦点
研究城市发展影响要素的实质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能力的思考。正如上述内容所阐述的，城市竞争力的高低，表面上体现为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等级，实质上是全球化时代城市拥有、吸引、控制、转化稀缺要素的能力[34，35]。这与城市的制度建设、文化的挖掘和提升、地方创新环境的培育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传统的区位、物质（金融）资本、技术等因素不是不重要，而是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当这些因素具备的时候，制度、创新能力 [36-39]等因素的作用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
在国际上，竞争力的研究是一个热点。但长期局限于宏观的国家层次以及微观的企业层次。对于城市的竞争力的评价，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如美国的《幸福》杂志，关于全美国最好的商务城市的评述。美国“城市地位评价年鉴”关于美国城市的地位的评价。欧洲学者通过城市问题、失业、收入、移民和旅游需求等对欧洲的城市进行了排名。但是，目前对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指标的选取以及竞争力提高的政策仍然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34-42]。
区域发展的条件、模式导致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对要素控制能力的非均质化，从而分化为不同的等级。作为城市来讲，不同的城市竞争力对应全球城市体系的不同等级。对于城市等级的研究，弗里德曼的全球城市的研究具有代表性[43，44]。             全球化不仅使得城市开始使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来发展自己，还置自身与全球各个城市的竞争之中。城市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对全球价值链条的环节的竞争[45]。而在市场力量下的价值链条总是在全球寻找最能够体现其价值的地点，它需要地点能够整合自身的区位、人力资本、制度、文化等要素来实现其价值。因此，本文认为如何去辨别这些要素以及如何整合这些要素是下一步城市发展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