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业等待下一个贝聿铭

对于全球第一流的建筑师事务所和设计大师们来说，为21世纪的中国工作，是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即使那些身处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的前辈们恐怕也会羡慕这样的“黄金时代”，从没有这么多地标式的宏伟建筑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拔地而起，整个国家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巨大“工地”。奥运会“鸟巢”主体育馆、国家大剧院、CCTV新大楼、新首都博物馆、北京西直门交通枢纽工程、广州新机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环球金融中心……每一座都意味着天文数字的金钱和巨大的声名。

　　“根据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相关数据，仅以设计费用占房地产开发1％－3％计算，中国每年的建筑设计市场都至少有300亿元左右。”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说。

　　但对于任何一位有抱负的中国建筑设计师而言，眼下似乎是一个尴尬失语的时刻。毫无疑问，他们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忙碌的设计师，但遗憾的是，他们几乎很少能染指整个市场中利润最丰厚的一块。无论是收入还是声名，他们都远远不及海外同行。

　　“这么大规模、这么大面积、这么高速，这么复杂的建设过程中，从国有制转轨多元所有，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建筑思想。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典型意义上的建筑师，日本有，韩国有，很多国家都有，惟独中国没有。这是不可想象的。”著名艺术设计评论家艾未未坦言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情况与国家的经济实力地位很不匹配。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1个多月时间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在这个高度市场化、全球化、鼓励天才和创意的产业之中，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们的才华因为各种原因远远没能得到充分的解放，更不用说被市场所认可。

　　1980年初，华裔大师贝聿铭以一座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香山饭店开启了中国当代建筑设计艺术的先河。整整20年后，我们仍在等待中国建筑设计业的下一个贝聿铭。

　　体制之困

　　据说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而指挥这些庞大数量建设物资的背后力量，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国有的建筑设计研究规划院。1949年以后，私人建筑设计事务所被归属于各种政府部门的建筑设计院代替，后者类似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告诉记者，“现在年收入上2000万以上的国有建筑设计单位有100多家，最高的有10多个亿，国有设计力量在整个市场的比重肯定要超过50％。”

　　但是，业内对国有建筑设计院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且不论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后本土建筑设计止步不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说我国四处可见的“火柴盒”或是中西杂交的丑陋建筑（这中间当然还有政府层面的因素），最大的批评还是针对体制，和体制下对设计人才创造力的毁灭。

　　10年前，国有的设计院大批量开始改制，外地很多省市的主要设计院完成了股份化，但实际证明股份化这件事情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股份制改造导致产权落到少数人的手里，很多人心里不平衡，就流失了大量的技术骨干。这样，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型设计院的改制也就停滞下来。不过，改制风潮并非完全没有正面的意义，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设计费提成”开始落到实处。但是，设计院“做生产、做工程”的基本任务没有发生改变。

　　1996年进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孙国峰告诉《中国企业家》，在设计院，大多数设计师80％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做工程，只有20％的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有创意的东西。这种公司运作方式或许无可厚非。事实上，现在许多国有设计院的发展思路即是像SOM等海外大型设计公司一样，在保持行业优质标准的前提下做大。“追求大项目、大工程、有影响力的工程。适当的创新，不走极端。”当然，在西方建筑设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也有政府机构经营的建筑设计院，以法国为例，它们负责机场、铁路、客运站等大型公共设施的设计，但是，首要问题还是，按照企业形式来管理。

现行的设计院运营机制会不会压抑了建筑师的创作热情呢？

　　“设计院的机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是以产值来考核建筑师的。建筑师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做事情。设计院每年报计划都会提高产值，那么如果设计费不能提高的话，建筑师就只能靠量来完成工作。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一张图纸一个月完成是五千，两个月还是五千。如果你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你会怎么做？你还会关心品质吗？”曾经有过设计院工作经历的吕红波对设计院的体制弊病可谓痛心疾首。所以在2003年回国后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后，他决心建立全新的考核机制。

　　“要激励那些有能力的建筑师，一方面是收入高，一方面是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培养他。很多设计院的建筑师，工作十几年几十年都是在做简单的重复劳动，那就没法认为他的能力是随着年头增加的。我的设计师，可能工作五年，很用心很全面地接触就可以做得很好。工作十年可能是在重复很简单的几方面的东西，会远远不如工作五年的人。”吕红波告诉记者，他典型的工作方式是这样：“每个设计师有一台电脑，我坐在他旁边，花十分钟、半小时，拿着笔拿着草图，在他面前反复修改，告诉他不同的可能性，放在计算机上，大家判断看怎么样做更合适。”在大型设计院中，建筑师要得到总建筑师的这种亲手指点，自然不太可能。这仍旧是机制的问题。

　　现在，各设计院都以院内设计大师的名字成立了各种“工作室”，以此来释放建筑师的创造力。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工作室”绝大多数并不是独立的经济体，在行政和股权关系上都和原来的“建筑一组”“建筑二组”没有区别。在经济激励上，力度也相当有限。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胡越业内赫赫有名，年收入不过数十万（由每月固定工资加补贴不到5000元和设计费提成组成），与外资公司总建筑师年薪动辄几百万，二线建筑师年薪也要几十万的水平相去甚远。“我希望把工作室的制度‘做实’。”胡越说。

外资迷信

　　“近年来，一些大型的专业性公共建筑的设计，如机场、剧院、体育设施等，几乎被国外建筑师包揽，中国建筑师只能作配合的角色。国外建筑师的沟通及表达能力，个人修养，以及对建筑问题的判断能力，对建筑设计的表达能力，对建筑艺术的表现手段，和对项目的组织能力和与业主沟通的能力都远远强于中国建筑师。”翰时国际建筑设计公司总建筑师余立所说的，正是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场景。

　　作为一个外来行业，建筑设计远比那些本土生长的行业远远地更易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公共、商业建筑的业主，无论是政府或是开发商，对海外建筑设计公司的认同感也空前一致。这使得大量地标建筑、高级写字楼、豪宅，都打上了海外设计的标签。

　　在海外10多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做建筑设计工作超过6年的吕红波坦承，海外整体建筑技术至少比本土设计力量超前了几十年，“但这并不代表外国建筑师在中国能够在各个方面都领先。”

　　2005年，北京CBD国际高尔夫会员公寓、别墅开发商开始寻找自己二期项目的建筑设计师。一期请的海外建筑设计公司也是大牌来路，但是出来的实际效果却让他们心中打鼓。当他们把一期的图纸摆在吕红波面前时，场面相当尴尬。

　　“中国人的公寓和外国人的公寓完全是两个概念。外国公寓基本是一字形，没有南北通透、东西通透，厨房卫生间可以是暗的。这在中国很难被接受。在海外建筑设计师生搬硬套的过程中，不仅忽视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忽视了当地的技术、材料、构造方方面面的东西。”如今担任国内英思特建筑设计咨询公司总建筑师的吕红波快人快语。

　　作为一家本土建筑设计师事务所，开发商要求英思特在接下设计任务的时候同时聘请一名外籍建筑设计师来“做形象”，吕红波对这种建筑领域的“崇洋心态”哭笑不得。在这种合作中，吕红波感觉最困难的就是协调时间问题。国内开发商大多使用银行资金杠杆，对工期的要求重于一切，而海外建筑设计师往往习惯了慢工出细活，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协调。“第一轮方案外籍设计师在拖期的情况下也不能获得我的认同，重新改过第二轮情况也没有好很多。第三轮我直接把我的方案和外籍方案同时交给开发商。此时工期已经被严重拖延。都是做建筑的，开发商也能看出孰优孰劣。再就没有提‘海外设计代言人’的话。”吕红波说。

　　敏感的开发商当然也慢慢摸到了脉。最早引入海外建筑设计公司的万科，很快转向请国外建筑设计公司做设计方案、国内建筑设计公司落实施工。当公司的建筑设计研发实力成熟，确定了一系列产品品牌后，索性基本脱离了和国际建筑设计公司的合作。

　　这种借船出海的思路在发展较早也较成熟的粤系地产商中被广泛使用。“公司前期推出项目需要这种（海外建筑设计）包装，后期随着自己经验的积累，自己的设计团队开始发挥主导性。”广州宏宇集团副总经理黄全敏见证了宏宇集团发展的全部六个项目，他告诉《中国企业家》，“到现在北京星河湾还会聘用外方园林规划和建筑设计，但是比重已经远远比第一个项目降低，因为我们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建筑设计掌控能力。”

　　“即便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资建筑设计公司能够占据的市场比例也不会超过20％。”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给出了他估算的外资所占市场份额。“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外资做的建筑项目，也是外资给出概念、方案设计图纸，由本土设计力量来进行施工图的设计。”当然，外资在方案设计图方面的收费是国内同行的3－5倍。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RTKL，在2000年以后明显感觉用收费不能再按照原有的海外人力投入。“投入有限就不可能面面俱到，迫使我们找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跟设计院合作。”美国RTKL副总裁刘小光告诉《中国企业家》。

　　不过孙国峰所说的外资做前期概念设计内资做后期施工设计的合作方式，在今年或许会发生改观。在加入WTO5年后，中国将全面开放服务咨询领域，虽然有对设计师资质、数量、工程经验的种种限制，外资建筑设计公司在政策上获得了进入施工图设计的可能。“外国建筑师非常重视对一个项目从头到尾的把控，有这种机会他们不会放过。而且，一旦让他们能够全程操盘一个项目，工程质量会再上一个台阶，进一步拉开与本土建筑设计作品的差距。”地产咨询顾问华高莱斯副总经理崔曦告诉《中国企业家》。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今年1月放开对施工图阶段的限制之后，外资在这一领域斩获甚少。“我们没有把施工图这些后续设计包括进我们的业务，因为涉及到本土化和成本控制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觉得建筑设计拿到境外去执行质量才能有保证。”刘小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