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生态旅游 促进风景名胜区保护——仇保兴副部长在生态旅游现场交流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邵琪伟局长、吴晓青副局长、王怀臣副省长、王志发副局长、各位代表、同志们: 今天,国家旅游局、国家环保总局、建设部三部门联合在风景秀丽的九寨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召开生态旅游现场交流会。这是我国旅游事业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这次会议,将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风景名胜区保护和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肯定会成为我国旅游事业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的里程碑。我谨代表建设部,向为召开这次会议给予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政府、阿坝州政府的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会议将重点研究生态旅游的发展问题,通过典型交流,推广先进,加强引导,进一步明确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推进风景名胜区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刚才,邵琪伟、吴晓青和王怀臣同志都作了很好的讲话,我完全赞同。下面,我结合我国城乡建设和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就如何发展生态旅游讲三点意见: 一、现阶段我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必然性 首先,生态旅游是生态文明的召唤。自从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世界各国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枯竭和资源破坏等日益紧迫性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不约而同地认为第三个人类文明阶段即生态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就促使人们回归自然,希望了解进而改善生态环境。顺应这一时代大趋势,发展生态旅游,也是我们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人类旅游活动的本质是换一种场景和方式来审视自身的生活。古今中外的诗人和艺术家们往往就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进而有了引人入胜的佳作。世界各国无论所处何种生产力发展阶段,其人们都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生的喜爱之情。这种渴望亲近自然的情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剧而成正比地提高,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大自然作为参照系来平衡日益繁杂和枯燥的都市生活。由此可见,生态旅游的内涵,是在充分利用大自然陶冶人的情操,进而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的同时,强调人类应对自然和生态人文环境加强保护,倡导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它反映了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身文明发展和生存环境演变的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望。所以,发展生态旅游顺应了时代需求的大趋势。 其次,发展生态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众多的特有物种和独特的地理地貌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待挖掘的最大潜力。从旅游业的需求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支柱产业。联合国专家经过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调查分析后得出了一个增长模型,凡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将会面临两个飞跃,第一个是城镇化的飞跃,第二个是旅游业发展的飞跃。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就意味着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类的第一需求就将逐步转向精神文化和旅游的需求。通过这个增长模型可以推断,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将是世界上旅游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21世纪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是全世界人民了解东方文明的世纪,也是人类理解、推广中华民族古老的“天人合一”、原始自然的生态观的时代,这将促使我国的入境旅游人数急剧膨胀。因此,国内旅游需求的增长和境外旅游人数的急剧增长,这两股洪流合在一起,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在日益拥挤的现有的旅游资源市场上,我们还能够为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哪些旅游资源,如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从供给方面来看,仅仅我们建设部门管辖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就有187个,再加上省级风景名胜区就有600多个。这600多个风景名胜区是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尽管这一制度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是我国比较成熟的旅游业载体,但也仅仅利用了全部景区资源的30-50%,其余50-70%的资源因为生态条件的限制而未被科学利用,必须要用生态旅游——这种新的旅游业态来进一步挖掘旅游资源的潜力。同时,我们还有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一系列占国土面积相当大一部分比例的潜在的旅游资源,都应该也必须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加以利用,从而增加供给,满足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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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qj01wr 2013-8-10 15:21:17
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三大特点,我们可以从中分析生态旅游发展可能存在的利弊。从利的方面来看:
第一,组织良好的生态旅游活动,能够对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提供有利的保障。而且生态旅游本身就是让人们了解和体验生态系统运作机制,接受现场的生态文明教育和知识培训。它是一种学习自然、保护生态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宣传活动和教育活动,应该成为环境教育、科学普及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生态旅游成为人们崇尚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学习之旅、科普之旅、保护行动之旅。要保护和利用它,就必须先要了解它,那就要通过生态旅游去接近观察和理解它存在发展的自身规律。一些走极端的生态学家,他不支持人民群众去接触大自然,把保护大自然变成一小撮专家的行为,这根本是行不通的。大自然是全人类的,保护它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第二,严格管理的生态旅游能够满足游客回归自然的体验,宣传我国环保成绩和自然遗产、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成就,是防止被敌对分子妖魔化的重要手段。史实证明,良好的生态资源和环境,本身就是重要的旅游吸引力,而且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态旅游资源,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就是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环境能比一般的旅游资源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当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时,城市里丰富的物质商品和与之相关的文化生活就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当工业文明兴起时,代表工业文明的景观,往往能成为最好旅游资源。当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环境就成为一流的、最重要的旅游资源。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旅游资源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变,人们需求的兴奋点也在动态地变化。
第三,发展生态旅游是促进老少边穷地区迅速脱贫致富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途径。西部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按照东部地区的形式,老少边穷地区的脱困不能采取重工业化的方式,只能通过生态旅游的方式来得到解决,这是必由之路。甚至有的地方,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
第四,发展生态旅游,就可以防止和替代低级的开发方式对生态环境的更严重的破坏。比如,林业以砍伐森林为主,矿山以采矿为主,水库以蓄水发电为主等等,这些都称之为低级的开发模式。仅仅将美丽的森林、草地、湖泊溪河看成是木材、饲料或水电资源,就像把一幢历史建筑看作是一堆砖头,把毕加索的油画看成是包装布一样。但组织良好的生态旅游是一种对环境保护有正向激励作用和良性的开发模式。
大家都知道,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召开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两项任务。第一项,就是高句丽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第二项就是要修改教科文组织形成的凯恩斯决议中“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的限定。这个决议是几年前在澳大利亚的凯恩斯市签订的,由于遗产大国和小国都赞成凯恩斯决议,改动的难度很大。我们认为这个决议对发达国家适用,但对中国不适用。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快速城镇化的阶段,每年进城的人口就有1500万。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材市场,一年建筑量相当于全部发达国家的总和,一年消耗的水泥是全球消耗量的45%,世界上所有的塔吊产品60%用于中国。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申请更多的世界遗产,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产,主动让国际社会来监督我国的遗产和生态保护。如果限制中国申报遗产,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独一无二的世界遗产由于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和保护,逐渐变成水泥,变成建材,最终失去其保护价值。最后,成员国代表认同了我们的观点,全体支持我国的建议,使得我们顺利修改了凯恩斯决议。这两大任务都顺利完成。从这里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完全可以把生态旅游作为载体来替代和防止低级的开发模式对生态环境和遗产的毁灭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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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5vdt 2013-8-10 15:21:17
第三,发展生态旅游,要加强景区建设项目的审批和管理。有了好的规划,就必须要有严格的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制度,才能确保规划的实施。建设项目审批就要从项目的选择和空间位置来考虑对大自然最少的干预,为人民群众提供最大的便利,要追求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三方面的统一。对黄龙景区缆车项目的审批就是一个范例,选择什么样的缆车,怎么样选址,如何保护生态和景观等等,都体现了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严肃性。它的缆车所选的地址是一个对生态环境干扰最小的地方,而且高度上低于周边森林的树梢,对景观破坏很小。这就是一种选择科学性的具体体现。要做到在每一个项目的设计上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施工中最小程度地影响环境,建成后最大努力地恢复环境,这三个“最”体现了对项目的严格管理。没有严格依法的保护,最好的规划也就会成为“空画”。在九寨沟和黄龙风景名胜区,一个厕所的选址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批。只有严格进行项目管理,这两个景区才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态,才能从原来对生态环境的恶性破坏变成了良性的恢复,才能从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转向可持续的发展。
第四,发展生态旅游,要尊重和发扬地方文化,充分发挥原住民的积极性。我国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不一样。在我国许多地方,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内都有原住民,不能简单地把他们搬走。少数地方可以,黄龙可以,但是九寨沟就不行。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历史和实践来看,任何东西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原住民与其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已经有几千年,他们的长期存在就是一种合理。许多原住民,比如云南的纳西族,他们不砍树,不杀生,不得已砍一棵树就要种三棵树。九寨沟原住民就反对原来的林场砍林,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世世代代就是因为尽可能少地向大自然索取,所以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了几千年。所以尊重和发扬地方文化,就是尊重几千年证明过的以最小的干扰方式开发利用大自然的真理。二是从体现和挖掘旅游资源的价值来看,只有本地的、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自然生态资源没有同一性,每一个地方的生态资源都不一样。只有尊重本地的,才会有景观的差异性,才会对游客有吸引力,才会避免旅游资源之间同质性的恶性竞争,才会形成景区之间相互优化组合,形成整体的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旅游的群体。三是从调动积极性方面来看,我们只有给原住民持续生存致富的生路,让他们把低级的、农耕的或者工业化的开发模式转化成后工业化的开发模式,从砍林变成护林、从破坏环境转变成保护环境、从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从农耕生活变成小商品的销售者和地方文化的表演者。这样就可以把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因素变成有利恢复的因素,就为他们找到新的发展致富之路,原住民就会比过去更加富裕,生活得更有尊严。
第五,发展生态旅游,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教训,持续地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因为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业态,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定义。大家都是根据实践来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提炼。但这种旅游新业态国外毕竟先行了几十年,我们应该充分的借鉴和汲取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错误教训来获得最大的成功。另外,生态资源的保护涉及到全人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维护生态平衡是全人类的使命。在这一点上,国外各类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和政府是最愿意提供援助、最愿意无偿提供知识产权、企业最愿意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的,这有利于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六,发展生态旅游,要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维护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四川的成功经验,首先是全面实施景区的生态林保护工程,系统地治理景区生态环境来帮助大自然自我修复。其次是从拆除违法的建筑入手,全面地整治重点景区,把人为对大自然的干扰局势扭转过来。再次是优先建设生态环保和最必要的旅游基础设施,并同时强化数字化管理。几个月前,建设部在全国推行景区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就是以九寨沟为典型的。因为通过数字化管理,以3S(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来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环境监测的能力。第四是在交通等重点工程中全面贯彻生态环保优先的原则,那些“不三不四”的道路体现了对环境的尊重。我相信他们是在与那些刻板的公路工程师作了艰巨的谈判后,才获得成功,而这些“不三不四”的等级公路却正是对当地独特的地形地貌、优美的环境和生态最小干扰的工程典范,这值得全国学习。但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加强环保的监测。我们强调风景名胜区的统一管理,只是明确了管理责任,不是说其他的部门不能进入景区监测,环保部门全球管理的原则之一,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环保部门不能监测的,它可以无条件的进入所有的领域和空间来进行环保的监测和管理。在我国的不少地方,环保为什么恶化,就是存在管理盲区,存在地方利益保护主义。所以,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间,必须自觉克服这类盲区,让环保检测通行无阻。
第四,发展生态旅游是加快西部大开发的需要。西部大开发,如何开发?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西部不可能走东部开发的老路,即以引进外资、发展重工业开路、先污染后治理。西部的生态相对脆弱,西部的污染就等于是源头的污染,是因为生态脆弱而难以恢复的环境污染。因此,朱镕基总理曾明确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建设成为全国的生态大屏障。这意味着西部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路子必须超越重化工阶段,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走服务业优先发展的道路,必须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旅游业恰恰是成为这一个战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主力军。四川省去年的旅游经济收入达1400亿。这1400亿的旅游收入是真金白银,大部分可直接转变为当地人民可享用的各种财富。旅游收入和工业产值产生的效益是不一样的。如在江浙一带,一家年产值200多亿的计算机组装大厂,其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是从国外进口,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在200多亿产值中就占到180亿,仅仅产出20亿的附加值。同时,这20亿的附加值中还有15亿是投资者的利润,200亿的产值中仅有5亿留给企业职工转变成当地人民的财富,而大量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及污染全留在了中国。这20亿的附加值是我们付出多少环境和资源代价才能创造的。我在杭州任市长时,杭州市的年旅游产业收入为上千亿,尽管全市GDP达2500多亿,财政收入有400多亿,但是我们对这上千亿的旅游收入尤其重视,因为这个是真金白银,真正能够转化成老百姓的财富。它与一般工业的产值相比,其对真正意义上的富裕的贡献不一样,转变为人民财富的程度不一样。
第五,发展生态旅游是开拓生态补偿机制新渠道的需要。正如我国的西部是整个国家的生态屏障一样,星罗棋布的各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都是本地区不可缺少的生态屏障。这些生态屏障发挥了保护水土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发挥碳汇功能等的作用。但这样的生态效益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人类都可以享用而不用付出的。这就要求对我国大西北和其他生态保护区建立基于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的生态补偿制度来对当地群众保护此类“公共资源”进行补偿。但由于评估和支付的困难,发展中国家至今为止都没有实行这种合理的制度。而被列为生态保护区范围内的人们不能开荒种植经济作物,无法扩大牧场,无法砍伐林木出售木材,甚至被禁止挖掘矿藏和发展乡镇企业。史实证明,只有当居民们能够从生态保护中获得足够的收益时,保护行为才可能普遍深入人心和持久化。在“正规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之前,精心设计的生态旅游往往能够很好地发挥此类补偿功能。当旅行者为生态旅游掏钱时,他们实际上是为生态系统的服务埋单。整个交易的卖点是旅行者可以观赏到多姿多态的自然生态环境或奇特的动植物来满足和愉悦身心、增加知识和陶冶情操。但他们带走的只是对大自然的美好感受,而非任何物质资源。而当地居民可以从长期分享保护区门票收入和各类旅游服务收入中获得对保护生态环境而付出代价的回报。在这里,当地政府和居民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被生态旅游市场的价格所确认。这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新机制是非洲许多贫穷国家如哥斯达黎加、肯尼亚等三分之一外汇收入的稳定来源。在肯尼亚,生态旅游的收入与该国主要农产品出口物如谷物、咖啡豆和茶叶等所产生的总收入不相上下。这也持久地激励当地人民更加努力地珍惜和保护自然环境。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发展生态旅游存在时代的必然性、可行性及一定的紧迫性。这是从符合我国国情的必然性,也是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必然性,更是我们相关行业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对外和平崛起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