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皋：中国建筑文化再反思（写给外行及盲目崇外者） [精华]

目录

引言
一、关于“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
二、关于“技术传授方式的落后”
三、关于“忽视建筑的艺术属性”
四、关于“皇家建筑与民宅的反差”
五、关于“墙文化的影响”
六、关于“继承传统的误区”
七、关于“突破重围，凤凰涅槃”

结语：保护遗产，继承传统，通过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促进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整合交融

后记

叶先生原文请见：
http://www.abbs.com.cn/topic/read.php?cate=2&recid=22586

引言

叶廷芳先生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本是2006年5月16日在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演讲，后经整理，发表在2006年9月7日的《光明日报》。这是一篇大文，占了当天《光明日报》6、7两大版，可见已得重要传媒关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我拜读之际，又蒙叶先生以电邮惠示全文，令我欣悦感佩，不禁思绪潮涌。恰有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社团“风华论坛”邀讲中华文化，乃以对叶先生大文之回应为内容应邀。现将演讲纲要整理成文，聊当投桃报李。叶先生的大文非常宏博，我的这篇拙作也就难免冗长，不能不予先祈谅于叶先生和有耐心的读者。

叶先生讲话之首有开宗明义之功，应当一引：

多年来我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的天资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因此我们曾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衰落了！而恰恰从这时期起，世界上另一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现仅以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讲点个人的看法。

叶先生公正地肯定了中国人的天资，给中国人创造的文明评为“先进”，文化誉为“灿烂”，可是一转瞬又说中国“衰落”的原因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或者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这些话，我们听惯了，也跟着说惯了，似乎顺理成章，无懈可击。但若稍一思量，这无异说中国人创造的先进文明、灿烂文化，本来就有毛病，本来就暗藏败根，那还有什么“先进”、“灿烂”之可言？循此思路，谁也不敢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就只有得出中国文明和文化先天有缺陷，中国人本来是劣等民族……

叶先生的结论明摆着是悖论。这悖论产生的原因也明摆在叶先生的论述中。他认为从明代中期起，中国就衰落了。这里存在着对历史的误读。作为一个朝代，明代中期诚然不如前期之隆盛；但作为一个国家，置之于世界万国之林，大明帝国从洪武皇帝登基，到崇祯皇帝断气，始终是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是当时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难道还须证明么？明朝末期，日本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兵三十万众，侵犯朝鲜。庸懦窝囊的万历皇帝一旦下了抗日援朝的决心，在战场上就至少打成了平手，以日本之撤退告终。日本开衅，日本不胜，就是日本失败。并世诸国，包括欧洲，还有哪个国家能出动30万大军侵犯邻国？说大明帝国是当时第一大国，第一强国，难道是吹牛？

鄙见以为，明朝本不当亡。明若当亡，也该李自成奉天承运当皇帝。鬼使神差，历史的偶然性让满清入关，这才是中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无视清朝之开三百年历史倒车，而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心态方面去找中国衰落的原因，未免缘木求鱼，隔靴搔痒，一错百错。这错，不自叶廷芳先生始，叶先生无须任其咎，下文详论。

说“明不当亡”决无意回护明朝之腐 败，亘古之久，世界之大，没有不腐 败的朝廷，区区明朝之腐 败，不值得大惊小怪。明朝的社会却是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明若不亡，工业革命已在指顾之间，内阁政治也必将出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轨迹不会有啥截然两样，上帝不会为不同的民族安排截然不同的命运，此之谓“大同”——当然隐含“小异”。人们动辄举明朝对读书人之打廷杖、施酷 刑而证明朝之反动，而不愿设想明朝读书之人思想活跃，很不“老实”，动辄叫阍、叩鼓、伏阙、哭庙……连皇帝的家事也要管，分明恃众起哄，反映了社会之进步。到黄宗羲竟敢昌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其目无君上，早于欧洲任何一位民主先驱之士，明朝的社会并未“停滞”。

明若当亡——这并不可惜——也该由李自成取而代之。我们的历史学家盛言农民起义，请问历史上有哪位农民起义领袖比李自成更公道、更正直、更朴实、更像模像样、更受农民衷心拥护？何况他已攻入北京，帝位已稳稳攥入手心。李自成若当了皇帝，至少也不比朱元璋差嘛！李自成居然没当成正牌皇帝，他在武英殿称帝礼毕立即逃出北京，这才真正可惜，该怪天公不公。

清朝之入关，充满偶然性。清朝皇帝近亲封号皆称“亲王”，其宗法专制之严格远过前朝，还加上无孔不入的民族压迫，不惜大开历史倒车，置整个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这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这个因果关系无须再费口舌予以证明，辛亥革命早已为此作了历史结论。

把中国之落后归咎于“文化传统”或“文化心态”，起于“五四”，寝假成为“定论”，成为评论中国历史的“基本假定”或曰“绝对前提”，成为不容置疑的、长期流行的、几乎颠扑不破的、因而也无须颠扑的“摩登老生常谈”，由此而生发的结论不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使中国历史学界久久陷于困境。倒是中国建筑史学家们并不忌讳多端，直陈史实，一语破的：

清朝是少数满洲贵族对各族广大人民的统治，封建专制比明朝更严厉，政治上、经济上的控制与压迫极为残酷。但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清初也采取了某些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的措施，经过了一百多年才大体恢复了社会经济，较之历代开国后恢复时间延长了二、三倍。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达到了清朝的极盛期，人口大量增加，但统治者的掠夺也随之增加。清朝统治的另一个特点是采取思想上、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压制自由思想，阻碍学术进步，同时又提倡八股取士，鼓励奴才思想，窒息了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局面。（《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7，第二版，P.31~32）

建筑史学家们把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之出现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局面，直接归因于清朝统治，比那些尽管满腹经纶，即不免曲学阿世的历史学家们的“学说”更可信得多。作为一名学建筑的老学生，我服膺同行的建筑史学家，想叶先生会不以为忤。我认为叶先生所预设的前提不能成立，也不仅出乎职业的狭隘而服膺同行师友。我们也真还有过一段不短的历史时期坚信前文说到的那些“摩登老生常谈”，努力搞过“文化大革命”，猛攻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心态，造成浩劫。历史对此举的结论是“全盘否定”。叶廷芳先生至今对建筑现象运用那些长期流行、至今依然时髦的“基本假定”、“绝对前提”，即使限于建筑一隅，也未见其可。这一点，若蒙叶先生亮鉴，姑予宽容，往下的讨论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