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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记忆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名为“心痛，建国忠灵庙一瞥”。 从发帖者上的照片来看，目前建国忠灵庙的状况不佳，“大年初二路过此庙。 瓦碎了，砖拆了，和旁边的垃圾堆快连成片了。这个不是保护文物吗？都去看看吧，瞅这架势，没准儿哪天就消失了，被人淡忘了，他们就要动手了。蓝色的瓦顶，真的很漂亮。”，后来跟帖的人则发表了一种言论：“这类罪恶的残余早就该变为垃圾堆, 何来心痛!”（建国忠灵庙是满洲国的“靖国神社”，见下文） 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个体对历史建筑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历史建筑的价值在建筑学科领域具有绝对性，但在社会学领域，仅有相对性，但前者的绝对性，往往不能产生保护或废去一种建筑的理由，后者才是决定性因素，往往也是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古代新朝初建，往往焚烧旧宫以志扬恶，近者如文化大革命其间破坏历史建筑以示建新的世界秩序（此种思维和中世纪十字军在埃及等地的行为也有类似），即使现今用推土机来改造历史文化街道的行为，从社会自身的角度来看，似乎也具有某种内在的合理性。总之，“存”和“留”之间，渗透着社会运动过程中某些不依赖于建筑存在的价值取向。 平心而论，当我看到建国忠灵庙的状况时，产生的惋惜感甚至不如我看到一个熟悉的普通乡间小庙破坏时产生的感情更为强烈（至少内心中似乎也隐隐的不希望看到它的蓝色琉璃瓦顶和中山陵一样耀耀生辉）。而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无疑忠灵庙和乡间普通小庙相比是更具有典型性、时代性和审美价值的。那么从这点来说，我猜想建筑学家们或许也很难做到真正的价值独立——或者即使表面独立，但内心也不可能完全舍弃从社会中继承的思维习惯。因此，建筑学家在“拆”与“留”之间的痛，往往也是无力的。因为本质上身为匠人的他们，并不足以去改变社会思潮，我想梁思成的悲剧（这种悲剧至少在当时，我猜想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就如此。 在这种个人性的悲剧之外，是社会按照某种规律在前进。前进的过程中，建筑物只是一个表征，反映着社会运动的种种事实。如果多数建筑学家都很难摆脱社会的影响而做到对历史建筑一视同仁，则社会上的一般人更是如此了。从这点来说，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和1900年义和团焚烧翰林院的行为（包括《四库全书》及《永乐大典》等遭到极大的破坏）只是“社会对历史文物的态度”问题，历史在其中被未被消解，因为他们破坏文物的一霎那，一个新的历史，一个新的文物又产生了。 如果我们再将上述一系列对民族历史最珍贵记忆的毁坏性事件加以比较的话，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即带有自我的否定性——或具有双重人格，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稳恒系统，只能依靠行政力和行政力加强的道德力来维持其表象的稳定。如同007每次打开的能自我引燃的秘密文件一样，它的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就是不停的建立、否定、再建立、再否定，在这个过程中，其本体未必能真正的螺旋式发展，而只有依赖新的文化在其消解、毁灭的空隙中慢慢成长，才能逐渐的实现自我的更新。如此看来，则中国历史文化及历史文物的破坏是绝对的，而保护及其保护的思潮都只是相对的。 按维基百科：建国忠灵庙位于满洲国首都新京建国广场（今长春市工农广场）西南一带，是满洲国政府专为祭祀为其尽忠殉职的文武官员(包括日本人)所修建的庙宇，其目的是“为慰以身殉我满洲帝国建国圣业之英灵于千载……以殉国烈士之忠魂为护国神，永久奉祀”，其在满洲国的地位等同于日本之靖国神社。该庙由满洲国国务院建筑局设计，奠基于1938年，共动用劳动力17万人次，于1940年9月18日正式宣告建成。作为满洲国建国神庙的摄庙（代理庙），建国忠灵庙所祭祀的主神为日本天照大神。建国忠灵庙每年固定的祭祀活动多达20次，到满洲国覆灭之前共合祀亡灵40850人。满洲国政府还采取强制性手段迫使人民祭拜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1940年7月15日发布的《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规定：“对于建国神庙有不敬行为者，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建国神庙之摄庙有不敬行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规定：“本法无论任何人，对于在帝国领域外犯本法之罪者，亦适用之”。 建国忠灵庙庙域原占地总面积45万6千平方米，分参道、外庭、内庭三大部分和一些附属建筑。该庙建筑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白花岗岩及仿石墙基，红漆柱，蓝琉璃瓦顶，造型严谨，庄重古朴。建国忠灵庙的主体部分即内庭建筑群朝向西北（满洲国新皇宫方向），主要建筑包括拜殿、灵殿、配殿、角楼、回廊等，现基本保持完整，被定为吉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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