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区世界遗产申报方式研究（论文） [精华]

西安地区世界遗产申报方式研究

谨以此献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五届大会

内容提要：当今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遗产保护事业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所以“世界遗产”的称号便成了很多地方追逐的热点。当然，也包括西安在内，但是近二十年时间过去，西安仍然只有秦始皇陵一项世界遗产, 对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而言，确实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所以说，西安地区世界遗产的现状是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和稀少的世界遗产项目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就是申报措施和策略的不得当。

与国内很多地方惟利是图、一哄而上的申报行为不同，在西安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历史和旅游城市的条件下，世界遗产是对该地区众多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所以西安的申报是有雄厚基础的。但是，也要看到世界遗产虽然有一系列严格的申报规则,不过,在申报的实际过程中仍然可以利用有关倾斜政策和国际环境最大限度地节约申报投入。西安要想成功,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捆绑式申报无疑是非常理想的一种方式。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无疑是西安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名片，如何将自身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是西安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本论文便以此为中心,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就西安地区如何科学地申报世界遗产的问题在潜力、观念、模式、策略和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其成果对于西安城市文化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西安地区 世界遗产 申报方式

西安地区：历代王朝建都遗迹广泛分布于以西安市为中心的陕西省关中地区，所以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要协调不同地市之间的利益，此概念为了便于本文的叙述而提出，包括属于关中地区的西安市、宝鸡市、渭南市、铜川市、咸阳市共五个地级市。

捆绑式申报：是指在具备一定联系的基础上，将分散的多处遗产地整合之后，以一个单独项目的名义联合申报世界遗产。这种申报方式具有增强遗产内涵、节约时间和名额、利于遗产管理等优点，所以在世界上非常流行。

一、申报潜力

西安地区，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省，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前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西安凭借丰富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文化遗产密集区域。因此，西安有关部门先后将汉长安城遗址、西安碑林、西安城墙等几处遗产地列入申遗计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无果而终——没有发现并发挥自身的优势是西安申遗失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作为中国历史上建都王朝最多、延续年代最久的古都，所以，西安的最大优势是为数众多的历代王朝建都遗迹。这些数量众多、类型齐全、时代连续的考古遗址和文化景观构成了研究中国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前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基础，历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直到现在仍然不断有重大的考古发现产生。世界范围内相同或相似类型的遗产地中，就群落规模、文化价值、延续时代而言，很少有能够与西安历代建都遗迹相提并论的，尤其在各国注重遗产的联系和整合、青睐捆绑式申报的今天，西安的优势便更加明显。不过，西安申遗的主管部门似乎没有看到以上的优势，仅仅将目光放在西安市区，局限于几处孤立的历史建筑，希望依靠所谓的“西安古城”来博得世界的注意，长此以往，只会离世界遗产的目标越来越远。

西安和北京是传统的七大古都中文化遗产资源最为丰富的两个，但是由于西安建都年代更为久远，因而遗留下来并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很少，加上几十年以来的城市建设政策导致明清西安城的历史风貌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现在的西安市区早已没有国际上通行的“历史中心”的概念，甚至没有一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发出诸如“保护西安古城风貌”之类的呼吁，无异于痴人说梦。相比而言，北京的历史风貌虽然也已遭到一些破坏，但是很多明清时代的皇家园林、陵寝、宫殿、王府、祭祀场所、寺庙等历史建筑都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护并且存在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地段，城市的历史格局也得以保存，所以到现在为止，北京已经拥有六项世界遗产（包括与其它省市共有的项目）。西安申遗的主管部门将很大希望建立在申报市区内的历史建筑之上，将自己的劣势去比别人的优势，因此申报的失败就在所难免。

而且，西安现存的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普世价值的遗产地的数量很少，所以西安要申遗就不能够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城墙、碑林等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建筑上。既然要申遗，就应该放眼历史、纵横古今，而不应该局限于狭小的西安市区。

由于中国历史上行政因素对城市区位（尤其是都城）的重要影响，自古以来，西安的城址伴随历代王朝的更迭而有过数次重大的变动。就西安历史上几个重要的王朝而言，都城城址的位置变动情况大致如下：西周沣镐遗址在市区以西，西汉长安城遗址在市区西北，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遗址在市区现址。现今西安旧城（指城墙以内的城市区域）是明朝时在唐末被毁的长安城皇城格局基础上修建的。如此数量的建都遗迹都属于西安城市发展乃至中国历史进程中所遗留的有效文化信息，所以，西安申遗必须考虑到历史的客观情况。

另外，一处遗产地是否具备申遗的条件，直接和世界遗产的认定基准相关，而与其名气、观赏性等因素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些很著名、很火热的旅游景点都具备申遗的条件——这恐怕也是西安碑林、西安城墙以及中国的很多遗产地之所以希望申遗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前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安历代王朝建都遗迹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定都西安或者附近地区的四个重要王朝（西周、秦、西汉、唐），均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和军事实力处于上升阶段的重要时期，皇（王）室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兴建了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都城、宫殿、园林、庙坛，集中体现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既然代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明成果的明清故宫和皇陵能够成为世界遗产，西安历代建都遗迹也绝对有可以和它们相提并论的实力。众多遗产地中，以下一些不仅具备历史的连续性，而且都有世界级的影响，被相继列入不同批次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原遗址、丰镐遗址、阿房宫遗址、秦咸阳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西汉帝陵、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大明宫遗址、唐代帝陵等，可以和另外一些相关遗产地一起成为捆绑式申遗的主要内容。

按照规定，各国为了组织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应该预先制定一份《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作为本国世界遗产的预备力量。能够进入预备清单的项目虽然不具有世界遗产的身份，但也意味着已经得到相当程度上的认可。

首部《中国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以下简称：《预备清单》）出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包括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西安城墙以及西安碑林。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该清单的实用性逐渐减弱，近年来，中国一些新的世界遗产并没有按照惯例事先出现在预备清单中，而是得到了直接提名。所以，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国家相关部门下决心对原来的清单作出较大调整甚至是重新制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申遗形势。

去年，一些西安媒体刊登了关于陕西省文物局推选省内世界遗产预备项目的消息，黄帝陵、统万城等榜上有名。若此消息属实，说明陕西省有关部门在申遗的问题上还没有及时更新观念——第一：新预备项目没有体现出联合的趋势，第二：所推选的项目没有体现出普世价值的高度和要求。若以此方案为具体操作指南，那么陕西省先后的两批预备项目等于换汤不换药。

目前，还没有看到新《预备清单》的出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此次整顿中，一些申报无望的项目将得到清除，而另外一些项目的情况将趋于合理，包括原先的四个西安项目。据媒体消息：西安城墙要和南京城墙以及国内其它几处现存的城墙建筑一起以“明清城墙”的名义申遗，而汉长安城遗址和大明宫遗址则被列入国家预备申报的丝绸之路中国段项目中。不管消息是否真实，至少可以说明西安申遗的难点并非遗产资源匮乏，而是遗产观念的错位和申报方式的不当。

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东道主的便利条件使有申遗意向的很多中国遗产地在会议现场进行了积极宣传。我看过此类单位自发印制的宣传资料：绝大多数遗产地都属于极其普通的名胜、古迹，欠缺普世价值，很难申报成功，另外，资料的很多表述也不符合标准。这样的申遗计划之所以还在实行，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政绩行为而存在的，此类申遗计划上马的直接原因往往都是由于领导者的个人因素。据我在调研过程中的了解，相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西安的申遗计划中——普及世界遗产知识、加强文物工作管理会对以上状况起到一定程度的改观。

二、申报观念

西安申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遗产观念的错位，主要体现在以前侧重单个遗产地的申报，不懂得联系和整合。

单个遗产地的文化价值相对比较薄弱，而且也要占用和联合项目一样的申报时间和名额，所以其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注重各个遗产地的联系和整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

1987年，位于西安市临潼县（现为西安市临潼区）的秦始皇陵和另外五个预备项目一起被委员会列入《名录》。作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秦始皇陵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是它得以顺利登录的重要条件。当时，远没有现在如此激烈的申遗热潮，相关制度也没有现在这样完善，秦始皇陵和其它项目的申报成功始终是遵循至上而下的国家统筹方式完成的。国家有关部门之所以会看中它们，也是因为其国际知名度的影响。而且，来自委员会的专家在考察秦始皇陵过程中，曾经提出可以将关中地区的其它重要的秦代考古遗址（如：秦咸阳城遗址、阿房宫遗址等）和秦始皇陵一起申报，但是因为这些遗产地分别属于不同地市，加之管理工作的不到位，导致申报条件的不成熟，所以联合申报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虽然如此，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由国外专家提出的对具有内在文化联系的遗产地进行联合申报的建议，对于今天西安的申遗工作仍然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西安申遗必须按照捆绑式申报的方式进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捆绑式申报的形式是多样的，有的世界遗产首次申报时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如明清皇陵在2000年首次申报时仅包括明显陵（湖北钟祥）、清东陵（河北遵化）和清西陵（河北易县），2003年增加了明孝陵（江苏南京）和明十三陵（北京昌平），2004年又增加了清昭陵和清福陵（辽宁沈阳）、清永陵（辽宁新宾），通过两次扩展，最终在一个项目内将明清两朝的多数代表性皇陵囊括在内。而有的世界遗产一开始并不是以捆绑式的方式进行，但也不妨碍此后通过这种方式扩展。北京故宫是中国的首批世界遗产之一，正式名称为“明清皇宫”。2004年，沈阳故宫以“明清皇宫”扩展项目的名义申遗成功，此项目的正式名称遂更改为“北京和沈阳的明清皇宫”。

捆绑式世界遗产的表现形式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分布于不同地方的同一个遗产项目，如上一自然段所举的两例；另一种是同一地区的遗产综合体，如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1994年布达拉宫、2000年大昭寺和2001年罗布林卡）、苏州古典园林（1997年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和2000年沧浪亭、狮子林、耦园、艺圃、退思园）以及古都奈良古迹群（日本）、拉文纳早期基督教古迹群（意大利）等。这样的申报方式不仅对遗产项目所在国有利，也和委员会所倡导的遗产观念相一致。

中国今年申报的澳门历史建筑群原本只包括14座建筑，经过委员会专家评估之后，建议在此基础上增加另外一些建筑及以建筑为中心的历史地段并使之联结成为一整片历史区域，因此，申报方又增加了6座建筑以及“前地”（澳门方言，指小型广场，如：议事厅前地），成为目前的申报规模，而申报成功以后的名称为“澳门历史城区”——单体遗产的联合趋势显而易见。

前文提到的、可以联合申遗的西安及其周边的众多遗产地，按照目前《世界遗产名录》中通常的命名原则，可以拟定为“西安及其周边的考古遗存和文化景观”、“西安历代王朝建都遗迹”或其它相近名称。但是，这又涉及到如何处理和已经成为世界遗产的秦始皇陵的关系问题——因为它也属于西安历代王朝建都遗迹中最具代表性的遗产地，否则就会出现两者涵盖范围的重叠。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遗产地作为秦始皇陵的扩展项目进行申报，然后再更改原来的名称，这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史上是有先例的，上文中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的例子便是如此。不过，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修改之后的《凯恩斯协定》已经取消了此前关于扩展项目申报没有数量限制的规定。所以，如果要将秦始皇陵进行扩展的话，将享受不到以前的倾斜政策。不过，世界遗产的捆绑式申报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使在目前倾斜政策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与此类似，目前正在酝酿申遗的丝绸之路中国段也可将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楼兰遗址等遗产地作为莫高窟的扩展项目进行申报。

此前，西安媒体曾出现过有关部门拟将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丝绸之路中国段的组成部分进行申遗的报道——这样的申报方式并没有注重遗产地的文化联系：汉长安城遗址和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作为汉、唐两个封建王朝在西安留下的规模最大的建都遗迹，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文化属性。汉唐两代的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同时具备多种的功能和属性，全国政治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起点分别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两个，而建都遗迹显然是体现前者文化属性的重要代表，所以将汉唐建都遗迹列入丝绸之路的申遗方式有牵强附会之嫌。

一个国家的世界遗产种类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该国的文化和自然状况，在世界遗产数量较多的国家更是如此。就世界范围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化属性相同或相近的国家在世界遗产种类上有很大的同一性。例如：欧美国家的教堂、修道院，亚洲国家的石窟、寺庙等，便与上述地区的文化状况密切相关。

按照《公约》规定的文化遗产类型，中国的23项世界文化遗产中，建筑群数量最多，文物次之，遗址最少。不是中国缺乏相应的遗产类型，而是受惯性思维的束缚而没有认识到这类遗产的价值。以致于一提到中国，人们都会想到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却很少有人提及同样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殷墟、周原、三星堆等。正因为如此，在必要时可制定相关倾斜政策，以便于扭转这种局面。

相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而言，由于中国的木结构传统，所以建筑能够承载的文化信息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在久远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文明成果一般都是以考古遗址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忽视这些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一些著名的文明古国都有体现自身早期文明成果的考古遗址进入《名录》，例如：亚述尔（伊拉克）、孟斐斯古城及其墓地（埃及）、莫亨朱达罗遗址（巴基斯坦）、奇琴伊查史前城市（墨西哥）等。由此看来，西安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三、保护模式

《公约》和《名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系列国际公约对全球遗产管理事业进行规范的结果，并由此形成了关于遗产保护的国际标准，因此申遗对于一个项目来说不仅意味着自身价值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而且也标志着其管理模式已经上升到国际标准。因此，申遗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固有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国际惯例的接轨。

由于客观实际的差异，在国际标准相对统一的前提下，各国、各地区的遗产管理模式还是有差别的，尤其在文化遗产方面。因为现行国际标准和欧美模式有很深的渊源，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对其它地区特有情况的不适用。由于欧美地区砖石结构的建筑传统，所以保存了很多历史久远的文化遗产，而且因为砖石建筑的特点，因而这些文化遗产在保持一定观赏性的前提下，同时具备较强的抗风化、抗腐蚀能力，成为上述地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先天性优势。而东亚地区的木结构建筑则恰恰相反，建筑材质本身寿命较短，因此历代的重修使很多始建年代久远的建筑早已面目全非，而且由文化传统决定的一些保护方式也很难得到以欧美模式为主导的国际标准的认同，例如：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落架大修的做法。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有夯土建筑传统的中西亚和北非地区。因此，如何在保存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与国际标准接规就显得非常重要。教科文组织专门为此召开相关国际会议，以解决木结构和夯土建筑的管理问题。

为使自身的管理状况和国际标准接轨并得到委员会的认可，很多世界遗产在申报之前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等前期准备工作，因为西安申遗计划非常庞大，所以工作量也将是空前的。

就西安原先准备申遗的几处遗产地的现实情况而言，在前期准备工作阶段各自面对着严重的，而且几乎是无法突破的困境：

作为建筑群类别的文化遗产，西安城墙和西安碑林的主要问题均表现为历史环境的严重破坏。碑林主要面临周边旧城区长期得不到更新，人口和建筑密度过大的问题，而且以博物馆的名义来申遗，这本身就是有争议的，虽然碑林有不同于其它大多数博物馆的特质。而城墙则是在商业性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历史环境遭到了不可逆转的彻底破坏，而且近代以来，由于战争、城建等各种原因，现在的西安城墙已经很难恢复其历史风貌，因此难以符合世界遗产对原真性的要求。而且，两者周边环境的综合整治涉及很多部门的切身利益，所以不是单靠财力就能够解决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两处遗产地的环境状况只能是消极地维持现状，在很多情况下连现状都难以维持。因而，这样的状况已经决定了城墙和碑林申遗计划的最终结果。

好在西安的历代王朝建都遗迹多为分布在城市周边或农村地区的皇家陵寝和田野遗址，相对于城市建成区包围之中的遗产地而言更有利于实施统一的、大规模的规划和整治。

大型田野考古遗址，尤其是土遗址的保护，一直都是文物保护界的难题，所以如何既保持遗址的原貌又要在露天的情况下防止风化的继续对西安建都遗迹的保护提出了很高要求。由于远离城市，所以它们中的大多数较少受到商业性房地产开发的威胁，但是应该考虑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统一规划并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例如建设遗址公园或遗址博物馆，这是保护大型田野考古遗址比较有效的方式。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性使考古遗址地面的建筑遗存较少，不仅缺乏观赏性，而且很容易受到风化，例如新疆丝绸之路考古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都存在上述问题。相比而言，外国有砖石建筑传统的国家，在考古遗址保护上就占有一定的优势，例如：现在已经被列入《名录》的波斯波利斯（伊朗）、德尔菲考古遗址（希腊）、特洛伊考古遗址（土耳其）等。

中国的大型田野考古遗址往往面临两大问题：首先，遗址区域内的基本建设。很多遗址内部都有不同规模的聚落存在，因为文物保护政策的实施，人们改善生产生活状况的要求长期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同时，聚落的存在又为遗址的长期保护带来了持久的问题。其次，遗址遗留残迹的保护。这项工作的进行有增强遗址观赏性、促进旅游的作用，遗址的复原必须严格按照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来进行，但是中国很多文物保护工程的质量都因为难以满足以上要求而受到质疑。西安部分考古遗址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基本建设：汉阳陵作为考古发掘进行得比较充分的西汉帝陵，周边的建设也开始得比较早，现已建成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并在陵门遗址上建设了复原和保护兼备的仿古建筑。陵园建设还在陆续进行之中，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工程的规划水准和施工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唐代帝陵由于丧葬制度的变化，所以陵墓高大，而且地上遗留文物较多，相对而言旅游价值也比较大：乾陵现在已是非常火热的旅游景点，桥陵和泰陵也在进行整治，即将对国内外游客开放。上述整治工程遵循了比较严格、相对统一的标准，本着尽量恢复历史原貌和方便游客的原则而进行，没有出现一些越轨的行为，应该会对未来的申遗计划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最近，为了迎接今年10月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西安市区的一部分汉唐考古遗址开始整修。在西安城市规模急剧扩张的今天，如何良好地保护这些城市之中的考古遗址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和野外考古遗址相提并论。以如下情况为例：现代西安市区和唐长安城遗址是重叠的关系，因此在城市建设中不断有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是西安在负担各种现代化城市职能的同时，不可能有绝对理想的条件来全面保护位于市区地面之下的唐长安城遗址，所以这种情况下文化遗产的管理必须争取在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而且，由于城市建设的影响和考古工作开展的客观不平衡性，唐长安城遗址不同于汉长安城遗址，它本身不可能有大面积遗存暴露于地面之上，而是呈零散状态分布于城市的各处，如：含光门遗址、朱雀门遗址、长安城城墙遗址、天坛遗址、大明宫遗址等，由于城市多样性的存在，导致这些具有历史联系的分散遗址地点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因此如何系统性地进行管理就成了问题。关注遗产保护的朋友经常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宣传资料里看到很多西方城市的历史建筑、考古遗址就自然地散布在大街小巷之中，因为砖石结构建筑旺盛的生命力使得它们可以和现代建筑很容易找到新的契合点，但是对于在以钢筋水泥结构建筑为主体的现代化城市中求生存的土遗址来说，那样任其自然的保存方式未免太不适用了。因此，必须考虑对土遗址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维护——可以在遵循历史原貌的条件下为防止继续风化而进行一些适当的修复工程，如果条件成熟的话也可以采用修建遗址博物馆的方式。

四、申报策略

世界遗产的申报是一种政府行为，在申遗竞争日渐白热化的今天，如何利用政府的倾斜政策最终实现申遗计划，就成了申报工作中必然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上文提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近几年中国的一些新批准的世界遗产并没有事先出现在《预备清单》中，而是直接得到了国家提名，例如：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及澳门历史城区等，当然，这也和《预备清单》作用的逐渐丧失有很大关系。它们当中，有的是出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有的是和国内政策有关。例如：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成为世界遗产的同时，朝鲜的高句丽墓葬群也得到了委员会的认定，这明显是对中国和朝韩之间关于高句丽历史问题争论的平衡，高句丽项目的成功和这场国际争论有直接的关系。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东北地区的全面胜利（此次大会上批准的中国的两个扩展项目和一个单独项目全部位于东北地区）和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也有重要的关系。与此类似，今年申报成功的澳门历史城区，一方面有利于塑造多元化的中国世界遗产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和欧盟以及葡语国家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到：秦始皇陵的申报成功和国家主管部门的指定密切相关。相比较而言，西安申遗接连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显缺乏国家政策的扶持——没有冲出国门，何谈走向世界。

现今的中国，虽然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正在不断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行政手段仍然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西安申遗之所以没有结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申报计划始终没有通过相关单位的努力由自下而上的地方自发性活动上升为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行为。在每年等着成为预备项目的势均力敌的众多遗产地中，最后能够脱颖而出的一般都由国家主管部门决定。若能够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申遗过程中可以避免本来会遇到的很多问题。在我的采访过程中，西安曾经申遗的某单位工作人员说自己单位已经为准备申报文本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而且说这是个“无底洞”——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支持，再多的资金投入也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他们的交谈过程中，也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作为基层文物工作者对国家相关倾斜政策的希望。取得国家政策的支持，对于西安申遗计划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地方自发性行为的最终作用必定是极为有限的。

争取积极的外部条件也是拓宽申遗路径的一个重要方式。所以，有必要重视国际遗产观念的最新动向，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每年新批准的项目中。例如：近年来，以“文化路线”为代表的捆绑式世界遗产的兴起便是一例。“文化路线” 指由于特定历史和文化原因而呈线形分布的文化遗产群落，作为一种习惯上的称谓，目前还不是国际上通行的专有名词。这样的世界遗产早已有之，例如：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西班牙）、法兰西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法国）、乳香之路（阿曼）等，也有去年申报成功的伊纪山胜地朝圣路线和周边文化景观（日本），委员会还在筹划另外一些规模更加庞大的此类项目，如：非洲的奴隶之路、南美洲的印加之路、亚洲和欧洲的丝绸之路等。因为历史的原因，西安周边的历史遗迹虽然不是呈“文化之路”状态分布的，但是在实质上是相同或近似的。这重申报方式的变化不一定有书面的依据，但却实实在在反映了遗产观念的变化，必须加以注意。委员会为了推动这些项目的申报，一般来说都会有相关政策出台，所以西安有关方面以及国家主管部门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最新动向。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年会将在西安举行，作为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事务的合作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负责全面评估文化遗产预备项目和参与评估双重遗产预备项目，在申遗过程中享有重要发言权。在此次年会上，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和各界专家将聚集一堂，是西安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其历史价值和文化魅力的重要场所和时机，有关部门可以充分利用东道主的优势积极推广自己。

五、申报意义

如果西安的申遗计划能够付诸实行，那将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申遗工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中国现已酝酿大规模捆绑式申报的实验（例如：规划中的丝绸之路中国段、京杭大运河等项目），如果能将西安指定为首批“试点工程”，那么必将对今后中国申遗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其意义是里程碑式的。

其次，西安作为世界著名历史城市和中国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如果能够申遗成功的话，在为世界遗产大家庭增添新的成员之际，必将使其更具代表性。

第三，退一步而言，不管最终结果如何，申遗计划实施的本身对作为文物重区的西安的遗产管理事业必然产生极大推动作用。

第四，申遗的成功，除了推动西安乃至陕西的遗产管理之外，对西安城市文化建设、树立西安的国际形象和发展关中区域旅游产业进而推进经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结 语

2006年7月，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召开，中国的预备项目将是殷墟和大熊猫栖息地，面对国外众多竞争对手，我们应该明白：申遗是一个极其漫长和艰苦的过程，国内很多项目的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

西安申遗的优势是很多地方无可比拟的，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申遗计划是一项投入非常巨大的政府行为：不仅要求各级、各地政府部门的相互配合，而且需要很大的经济投入，但是如果申报成功，这不仅是对西安文化价值的世界性认定，也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对于西安的城市文化建设，希望决策者能及早打算、从长计议，使我们多年以后，可以在《名录》上看到“西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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