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心中 市民眼中 十大建筑认知不同

　　近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将召开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获奖者表彰大会。据悉该院五个项目荣膺了这一荣誉对于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国有大型设计单位来说，这一切无疑证实他们的创作与时代贴近。要知道北京市现有506家设计院一年诞生至少1000多个项目其间还不包括小区、楼盘。能在十大建筑评选中占据一席之地确实当引以为荣。然而在一片欢呼雀跃中我们听到了另外一些专家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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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人们关心房子的外观多于关心由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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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百姓对建筑的文化含义、科技含义缺乏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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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建筑师被许多非专业意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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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跟风”现象太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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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概念”爆炒有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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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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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十大建筑”的“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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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国内大型建筑设计学报——《建筑创作》的主编金磊对记者说，众所周知，50年代的“十大建筑”完全是以政治为背景所产生。“50年代十大建筑”的说法不准确，准确地讲，应当称作“国庆十周年十大工程”。它们仅仅产生在1958～1959年的11个月间。这并不意味着，当年所有的工程都属于“十大建筑”，美术馆就不是，同样也不是说，评上的就是最好的，应该说，50年代还有一批更好的建筑没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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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80年代“十大建筑”的评选首次通过专家评议，最终由广大市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由政府转向公众，这一转变现在看起来不难，但在当时却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创举。金先生指出，尽管无论是建筑设计或是工程施工，乃至参与评选的普通市民，都还是刚刚接触到外面出色的世界，各方面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和限制，但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建筑文化在京城大地开始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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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90年代的评选，收到选票63万多张，是10年前的三倍。金先生认为，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建筑，这是好事。但我们也应看到，市民亟待普及建筑文化，公众评选的“十大建筑”并不一定是专家眼中的上乘之作。他说，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众尚缺乏建筑文化意识，所以宣传建筑师及其作品就成为未来十分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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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听建筑师用建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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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你能说出市内某一建筑物的设计者吗？”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人，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至于“建筑能和人对话”，似乎更是仅存于诗意的语言与臆想之中，公众对建筑文化感觉迟钝而麻木。金先生感叹说：“在国内，人们最多会对房子有印象，至于谁设计的不会关心，对其文化含义、科技含义更是缺乏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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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此次评选的获奖者、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恺对记者说，实际上，人与建筑的对话几乎是不可逃避的，比如，火车站是不是很轻易识别，是否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登站台的走廊是否让人感到非常忙乱，再如，到餐馆用餐，窗外是否有很好的景观，是否感觉舒适，油烟是否从厨房里冒出来，你是否能听到锅碗瓢盆的响动，这些都是建筑语言，它表明建筑对人是否友好，假如我们只把建筑当成遮风避雨的环境，那么对建筑的熟悉就过于消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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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崔恺先生认为，“十大建筑”的评选让更多的市民关心城市建设，提高了人们建筑艺术的欣赏水平，建筑师也逐渐被社会认可。前些年，一个建筑出来，除了报道谁施工、谁建造外，几乎没有人会报道是谁设计的。现在，连开发商都要拿建筑师的名字当卖点。然而，他认为，建筑师的地位是否提高了，不在于设了什么奖，可以取得什么荣誉，而在于建筑师创作的权益是否能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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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他说，国内好的建筑与国外相比，显得很少，这是因为建筑师被许多非专业意识左右着，很难说清责任到底应该归在谁的头上。除了长官意识外，大众的审美品位对建筑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因为，客户的选择会影响发展商的追求，从而最终影响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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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拒绝“殖民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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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金先生认为，这只是说明建筑文化与公众交流、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反映了城市市民对建筑文化的不同认知，等同于建筑师对文化艺术的不同追求。有些建筑之所以名列榜首，是因为老百姓的认知度高。有些建筑没有被评上，是老百姓不知道，说到底，是我们宣传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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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他指出，在公众中普及建筑文化，这不仅是建筑师的责任，更是政府与媒体的责任。城市的文明程度提高了，同时，随着城市建筑水平的提高，对城市建筑理解的人也应该越来越多。我们应加强宣传，非凡应引导老百姓不要跟风。在北京这样的古都，发展方向能否学上海、学天津？跟着欧陆风去追，对不对？也许，这一要求对老百姓来说，可能过高了，但要求建筑师应该是不过分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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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金先生认为，我们还应该反思的是设计体制。过去，国家给设计单位全额拨款，设计单位就是替国家把关的，改图必须经过设计师签字，现在变了，设计单位企业化了，像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要养活1000多名在职职工与2000多名退休职工。于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建筑师的素质、建筑师的追求往往会被迫丧失一点。加入WTO之后，建筑行业将在3～5年内受到冲击。国外建筑行业大举进攻，无数私营设计单位会涌现，也许那时会更加百花齐放，但假如治理不够，那么北京市的建筑就可能会变成“殖民地建筑”，我们至少应对长安街的建筑有所保护吧，应该强调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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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那么，90年代“十大建筑”是否能反映出建筑未来的潮流呢？在崔先生看来，“十大建筑”的评选只能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很难限定未来的事情。金先生对记者说：“严厉的专家非常鄙视炒概念，比如很热的绿色建筑，比如被炒得火爆的智能建筑。有一项在上海、北京进行的调查表明，所谓的智能建筑其智商只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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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金先生说：“能够设想，若再过10年，当人们再来环顾北京的发展，再来看北京的建筑时，相信人们会以更挑剔的眼光、更理智的思绪对待评选。事实上，不在于又评选出什么新鲜的作品，而是要衡量我们的都市公众对建筑作品认知多少，对建筑师的创作究竟理解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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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本报记者 王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