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社会和建筑概况（组图）

  清代社会和建筑概况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个在经济、政治上带有特殊性质的社会阶段，是封建主义经济日趋没落，并逐步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历史阶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形成文化落后的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治局面。因此，清朝政府在各方面建立积极的民族政策，全面接受汉族文化，任用汉人为官，学习汉语及传统的文学艺术等。同样，在建筑上也接受了汉族的建筑艺术与技术，保留了明代的北京宫殿建筑，陵寝制度亦是沿袭明代规制，少有改进，至于民居方面更普遍地接受了汉族的四合院形制。同时，清廷对蒙古族、藏族亦实行“怀柔”政策，“因俗习为治”，大力提倡藏传佛教，以为统治的助力。清初经几十年的努力，配合以武力镇压，终于在中国巩固了多民族的国家体制。在建筑上也出现了各民族建筑之间相互交流的情况。例如：藏式碉房建筑形式移入蒙古族地区及京畿热河地区；回族建筑接受了汉式结构方式及装饰手法；苗族、壮族、彝族的一部分地区亦采用汉族的建筑方式等。



清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中原得以休养生息，在康熙、乾隆时期形成了一个经济复兴小高潮，史称“康乾盛世”。国家积累了财力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宏伟的离宫、园林及宗教建筑，至今仍为古代建筑遗产的重要实例。特别是宫苑建造集历代造园经验之大成，规模之大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在民间，中产阶级也将园林引入宅内，形成宅园建造的高潮。清代对宗教采取普遍开放的政策，尤对藏传佛教给予极大的重视，成为协助政府统治蒙藏的得力工具。藏传佛教建筑具有神秘的艺术色彩，其空间布局、艺术造型、装饰风格等方面都有创造与发展，为传统佛教建筑增添了新的艺术营养，并为其他宗教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乾隆南巡图卷”中的北京前门商业行

清代的府、州、县等地方城市基本沿用明城，数量增加不多，但规模多经改造扩展。同时，集镇、村落的数量增加很多。城乡居民点中的公共建筑，如书院、祠堂、旅店、饭馆等有了巨大的增长。同时由于人口繁殖，用地紧张，许多地区的民居加高了层数，并逐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民居典型形制。由于商业、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沿河湖交通干路附近形成新的工商业集镇。



清代建筑技术受木材资源日渐匮乏的影响，对传统木构架技术进行改造，逐步增加砖石材料的应用范围，因此在建筑外貌上亦有所改变。经济的发展助长了享乐思想的萌发，艺术风格上的装饰主义十分盛行，由日用生活品开始向建筑上推移，砖雕、木雕、石雕技艺在建筑上广泛应用。



若与明代建筑状况相对比，可以说，清代在园林建筑、藏传佛教建筑、民居建筑三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同时建筑艺术上更注意总体布局及艺术意境的发挥，尤其在建筑装饰艺术方面更具有划时代表现。所以清代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地位，有些方面尚带有历史总结的性质。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战败，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封建状态。而没落的封建经济对传统方式的建筑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强迫它面临和接受各种新问题的挑战，如：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木材资源的枯竭，官工建筑日渐萎缩，商业建筑及一些新型建筑逐步兴起，西方文化的传入，等等。这些都预示着下一步建筑领域的变革与发展。



清代北京城的改建与扩建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十月福临即帝位，颁诏天下，建都北京。清代北京基本上继承了明朝都城的格局，仅局部作了改造更动。其建设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充实、调整、改造旧城；二是开发郊区。旧城改造的重要方面是撤消明代皇城。将占满皇城北部大部分用地的明代内府二十四衙门尽皆裁撤，改为胡同民居；原皇城东南部的明代“南内”也撤消了，在其东南角建立满族所信奉的萨满教尊神的庙宇，称为堂子；皇城西部西什库一带用地亦改为民居，从而使皇城布局有了重大的变化。此外，对内城的许多明代的衙署、府第、仓场作了调整与改建。如天安门前西侧的明代五军都督府改为民居；因在通州、张家湾建了部分粮仓，故原东城明代诸粮仓亦撤消一部分，改建为民居；王府井一带有名的明代十王府改为贤良寺；台基厂改为裕王府；西城太平仓改为庄王府；西城草厂改为果王府、慎郡王府等；另外还占用了一部分民居建造了雍亲王府、简亲王府、和亲王府、康亲王府等。至乾隆年间城内王府达四十余处。同时，由于内城改为满城，屯驻八旗卫戍官兵及家眷，汉、回市民悉数迁居外城，故迅速促进了外城的发展，形成内城东单、西四、鼓楼前大街一带，及外城前门、菜市口、花市等处新的商业街道布局。此外，在城区内还新建了一部分寺庙，改造了天坛的规制，增建了不少戏楼、茶楼、店铺、会馆、书院等公共建筑。

清乾隆时期的北京城平面图

清代对都城北京规划的重要发展，是突破明代城墙的规约，积极开拓城郊用地。除了内外城的关厢发展起来外，着重扩展西郊、南郊的城市用地。在南郊元代飞放泊的基础上兴建南苑及团河行宫，作为习武、狩猎、阅兵的离宫。康熙时开始经营西郊的园林，始建畅春园，至乾隆时又建造清漪、静明、静宜诸园，以及圆明园。每年帝王园居时间甚长，朝官随班，警卫环布，成为都门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清代园林的发展过程




清代园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的恢复期、乾隆和嘉庆时代的鼎盛期、道光以后的衰颓期。清代前期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经济秩序基本稳定，生产发展，人口增殖，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陆续开始了园林建设。此时主要是整顿了南苑及西苑，初步建筑了畅春园、圆明园及热河避暑山庄。清初的园林皆反映出简约质朴的艺术特色，建筑多用小青瓦，乱石墙，不施彩绘。乾隆、嘉庆近百年间，国家财力达于极盛，园林建设亦取得辉煌成就。此时除进一步改造西苑以外，还集中财力经营西郊园林及热河避暑山庄。圆明园内新增景点四十八处，并新建长春园及绮春园，通过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引进了西欧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建于长春园的西北区。此时还整治了北京西郊水系，建造了清漪园这座大型的离宫苑囿，即为今日颐和园的前身。并对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进行了扩建，形成西郊三山五园的宫苑格局。乾隆时期继续扩建热河避暑山庄，增加景点三十六处及周围的寺庙群，形成塞外的一处政治中心。与此同时，私家园林亦日趋成熟，基本上形成了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三个中心，尤以扬州瘦西湖私家园林最为著名。







清代北京西郊园林分布图



道光以后，国势急转直下，清廷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苑囿建设，仅光绪时重修了颐和园（清漪园）而已。私家园林的欣赏趣味大变，以造园、设景为主的景观园林向生活化园林转变，虽然私园数量仍然不少，但佳作日稀。

清代私家园林




清代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家园林多集中在物资丰裕、文化发达的城市和近郊，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明代，而且逐渐显露出造园艺术的地方特色，形成北方、江南、岭南三大体系。



北方私家园林以北京最为集中，盛时城内有一定规模的宅园达一百五十处之多，著名的有恭王府萃锦园、半亩园等；城外多集中在西郊海淀一带，著名的有一亩园、蔚秀园、淑春园、熙春园、翰林花园等，多为水景园。北方宅园因受气候及地方材料的影响，布局多显得封闭、内向，园林建筑亦带有厚重、朴实、刚健之美。在构图手法上因受皇家苑囿的仪典隆重气氛的影响，故应用轴线构图较多。叠山用石多为北方产的青石和北太湖石，体形浑厚、充实、刚劲。植物配置上是常绿与落叶树种交叉配置，冬夏景观变化较明显。建筑用色较丰富，大部建筑绘有色彩艳丽的彩画，以补植物环境的缺陷。




在清初的康熙、乾隆时代，江南私家园林多集中在交通发达、经济繁盛的扬州地区，乾隆以后苏州转盛，无锡、松江、南京、杭州等地亦不少。如扬州瘦西湖沿岸的二十四景（实际一景即为一园），扬州城内的小盘谷、片石山房、何园、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无锡的寄畅园等，都是著名的园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水网密布，花木生长良好等，都对园林艺术格调产生影响。江南宅园建筑轻盈空透，翼角高翘，又使用了大量花窗、月洞，空间层次变化多样。植物配置以落叶树为主，兼配以常绿树，再辅以青藤、篁竹、芭蕉、葡萄等，做到四季常青，繁花翠叶，季季不同。江南叠山用石喜用太湖石与黄石两大类，或聚垒，或散置，都能做到气势联贯，可仿出峰峦、丘壑、洞窟、峭崖、曲岸、石矶诸多形态。且太湖石以其透、漏、瘦的独特形体还可作为独峰欣赏。建筑色彩崇尚淡雅，粉墙青瓦，赭色木构，有水墨渲染的清新格调。

苏州拙政园的水廊

苏州拙政园之倚玉轩和香洲

岭南园林现在实例不多，以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为代表。此外，福建、台湾的一些宅园亦属岭南体系。因气候炎热，岭南园林建筑需考虑自然通风，其通透开敞程度更胜于江南宅园。同时受西方规整式园林的影响，水体与装修多为几何式。建筑密度高。叠山多用皴折繁密的英石包镶，即所谓“塑石”技法，形态自由多变。



清代私家宅园达到了宋、明以来的最高水平，积累了丰富经验。首先是园林规划由住宅与园林分置逐渐向结合方向发展。在宅园内不仅可欣赏山林景色，而且可住可游，大量生活内容引入园内，提高了园林的生活享受功能。由此引发园内建筑类型及数量增多，密度增高，与宋、明以来的自然野趣欣赏性园林大为不同。其次，由于宅园盛行地区人口众多、用地昂贵，宅园必须在较少的空间用地条件下创造更丰富的景物，因此在划分景区或造景方面产生很多曲折、细腻的手法。如苏州留园的入口建筑序列，网师园的环池建筑布置，都在空间上不断追求变化，开合、收放、明暗、大小等方面交替运用，逐层转换，以达到丰富景观的效果。再是，清代宅园叠山中应用自然奔放的小岗平坡式的土山较少，多喜用大量叠石垒造空灵、剔透、雄奇、多变的石假山，并出现有关石山的叠造理论及流派，这方面以戈裕良所造的苏州环秀山庄假山的艺术成就最为明显。这时期的宅园艺术中也大量引入相关的艺术手段，巧妙地处理花街铺地、嵌贴壁饰、门窗装修、屋面翼角、家具陈设、联匾字画、桥廊小品、花台石凳等项的艺术形式，为充分表达造园意匠开辟了更广泛的途径。当然，此时期由于物质享受要求深入园林创作之中，造成园林建筑过多，空间郁闭拥塞，装饰繁华过度，形式主义地叠山垒石，不注意植物资源开发，不重视植物造景。这些缺点与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传统山水园林意境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



清代寺观园林




此类园林是附属在佛教寺庙或道教宫观内的小园林。清代寺观园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建为附园，如北京碧云寺的水泉院、北京大觉寺的舍利塔院等皆是山水园的模式，承德普宁寺后部的佛国世界为象征式园林，承德殊象寺后部利用地形堆叠的大假山以象征五台胜境亦为此意。另一种是寺观园林与庭院结合，如北京白云观后院云集山房周围庭院，北京卧佛寺的西院，北京潭柘寺戒坛院等。还有一种是寺观园林化，将寺观建筑与园林融汇为一，特别是名胜风景区的寺观莫不如此，如四川灌县青城山古常道观、峨眉山伏虎寺、甘肃天水玉泉观、云南昆明太和宫等。







北京碧云寺水泉院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清代造园艺术对兄弟民族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回族的住宅中多另辟一园林式庭院，养花种树，改善居住环境。在乾隆年间，西藏地方政府仿照汉族离宫模式在拉萨西郊开始建造罗布林卡，作为达赖喇嘛夏天居住的离宫。这是一座藏族风格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没有人工堆叠的山水地形，也没有回环往复的廊阁划分出的大小不同的空间环境，而更多的是布置古树参天的林地与广场、藏式宫殿、方整的水池等，环境幽静而开阔。这种园林环境反映出藏族累代在大草原自由放牧，与天地为伴、与牛羊为伍的一种纯朴而开放的思想情趣。

砖雕和木雕巧妙结合的清代民居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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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祁县清代民居中的墙壁砖雕

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清初至清中叶持续地进行频繁的国内移民活动，以调整全国劳动力的分布情况，移民活动同时也将民居形制和技术介绍到其他地区。如清中叶政府以“借地养民”的名义移民垦荒，自河北迁徙农民进入哲里木盟，又从山西北部及陕西迁民至集宁、伊克昭盟，使得内蒙古南部牧区逐步农业化。这个新开发区的民居形式多为晋陕形式，即院落狭长，厢房多为“三破二”的短进深房屋，还有山西惯用的锢窑形式。明末四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大量两湖及广西居民迁入四川，有的集镇全部是外省人，故川南一带的民居形式明显带有两湖的风格，大门采用墙门形制，墙面上浮贴砖牌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平定新疆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后，经营乌鲁木齐、伊犁一带一百二十余城，驻兵屯田，以汉兵屯种，携眷移戍，其中还包括有八旗兵、蒙古兵、绿营兵等，造成北疆地区具有各种风格的民居形式共存现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亦有大量汉民移入，这也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民居形式的变化。从明末至清代有大批福建莆田、漳州及广东潮汕居民迁入台湾的台南、高雄一带，所以现在台湾古代民居大部分为闽南式民居，而原土著的高山族民居反而成为凤毛麟角。



中国传统民居向来以使用木材为主要结构材料，但入清以来木材积蓄日渐稀少，迫使匠人及业主不得不另寻新的结构材料及构造形式，以满足大量民居的建造。最显著的一点是，硬山搁檩式结构自清中叶以后在国内南北各地发展起来。粤闽的“竹筒屋”就是采用搁檩式结构。一些古老的建造方式，如土窑洞及石头房子，不仅没有被淘汰，而且进一步焕发了新的生机。就是仍然使用木构架的民居，亦经过改进而节约了用材量。与明代住宅相比较，清代住宅的柱径、檩径、梁枋断面等明显变小变细，一些不必要的斗拱构件全部消失，大的月梁造型也以直梁代替，苏州等江南一带更发展用圆木作梁架，以减少边材的损失。可见木架构造的简化及砖石的广泛采用是民居结构发展的大趋势，这就引起了民居外貌的巨大改变。



此外，由于社会的经济财富相对集中于一大批富商、官僚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建造规模宏阔、质量考究、院落相套的大宅院，并附建有花园、花厅等。基于防卫的要求，很多大宅院多建有碉楼、炮楼，以及避难楼等设施。东南沿海村镇亦建有碉楼，或在楼房民居外墙增设炮眼以防盗。

清代建筑技术与艺术




清代二百余年间全国官私的建筑总量比任何历史朝代都要多许多，但此时木材的积蓄又日渐稀少，因此迫使建筑业去寻求更多的其他种类建筑材料。如砖瓦的供应量明显增加，一般质量较好的民居大部改用砖材作围护材料，以砖石承重或砖木混合结构形式的建筑较明代增多。地方性材料如各种石材、竹材、苇草、白灰等，在民间建筑中进一步开发利用。装饰材料的供应范围更加扩大，如各类硬木、雕刻用木、铜件、金箔、纸张、纱绸、玉石、蚌壳、油漆、琉璃、瓷器等皆利用来美化建筑物，清中叶以后还引进了玻璃制品。



新的多样性的建筑材料不但使建筑技术有了进步，而且使建筑外貌有了更大的改观。作为传统建筑结构的主体形式的木构架技术亦有许多改进。如柱网更为规格化；元明以来习用的侧脚、生起作法及斗拱构造等逐渐退化或减弱；材分制名存实亡；角部梁架构造通行顺梁、扒梁、抹角梁方法；木构件的修饰向表面性装饰发展等。尤其在拼合梁柱技术、多层楼阁构架、大体量建筑构架、重椽草架及复杂的结顶技术方面，更有突出的成就。



清代大型建筑的内檐构架基本上摆脱了斗拱的束缚，使梁柱直接榫接，形成整体框架，提高了建筑物的刚度。清代建造了一大批楼阁式建筑，就是按照这种新的框架方式，如承德普宁寺大乘阁、北京颐和园佛香阁、雍和宫万福阁等。清代大建筑的梁柱村料多改用帮拼方式，以小木料攒聚成大材料，外周以铁箍加固，表面覆以麻灰油饰，完全不露痕迹。帮拼法不仅节约了巨材，而且为分段施上的多层楼阁创造了条件。



清代在应用地方性材料方而亦达到十分纯熟的地步。如在福建、广东一带应用夯土或卵石，。可砌筑高达四层的居住建筑；西藏工匠凭借经验，不挂线，不校正水平，可砌筑高峻的毛石墙。此外，浙江天台的石板墙、福建惠安的石墙和石屋面、贵州镇宁石头寨的石建筑等，皆是就地取材的实例。



清代为加强建筑业的管理，曾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工部编定并刊行了一部《工程做法》的术书，作为控制官工预算、作法、工料的依据。书中包括有土木瓦石、搭材起重、油画裱糊等十七个专业的内容和二十七种典型建筑的设计实例。该书虽然不尽完善，但对研究清代初期的建筑技术水平而言，是一份相当完备的资料。此外，清代政府还组织编写了多种具体工程的做法则例、做法册、物料价值等有关建筑的书籍作为辅助资料。同时民问匠师亦留传下不少工程做法抄本，所以说清代建筑营造方面的文字资料是历代中最丰富的。同时在政府的工程管理部门中特别设立了样式房及销算房，主管工程设计及核销经费，对提高宫殿官府工程的管理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样式房的雷发达家族及销算房的刘廷瓒等人，皆是清代著名的工师。



清代建筑的艺术风格亦有很大改变。宋元以来，传统建筑造型上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出檐、柔和的屋顶曲线、雄大的斗拱、粗壮的柱身、檐柱的生起与侧脚等特色逐渐退化，稳重、严谨的风格日趋消失，即不再追求建筑的结构美和构造美，而更著眼於建筑组合、形体变化及细部装饰等方面的美学形式。例如：北京西郊园林、承德避暑山庄、承德外八庙等建筑群的组合，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显示了建筑匠师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合的能力，也表现出他们高度敏锐的尺度感。清代单体建筑造型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几间几架简单长方块建筑，而尽量在进退凹凸、平座出檐、屋顶形式、廊房门墙等方面追求变化，创造出更富於艺术表现力的形体。如承德普宁寺大乘阁、北京雍和宫万福阁、拉萨布达拉宫、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大经堂等优秀实例。



清代建筑艺术在装饰艺术方面更为突出，它表现在彩画、小木作、栏杆、内檐装修、雕刻、塑壁等各方面。清代建筑彩画突破了明代旋子彩画的窠臼，官式彩画发展成为三大类：和玺、旋子和苏式彩画。详细分析尚有金龙和玺、龙凤和玺、大点金旋子、小点金旋子、石碾玉、雅伍墨、雄黄玉、金琢黑苏画、金线苏画、黄线苏画、海墁苏画等的区别，分别画在不同建筑的不同部位上。彩画工艺中又结合沥粉、贴金、扫青绿等手法来加强装饰效果，更使建筑外观显得辉煌绮丽、多彩多姿。门窗类型在清代明显加多，而且门窗棂格图案更为繁杂，与明代简单的井字格、柳条格、枕花格、锦纹格不可同日而语。在清代，许多门窗棂格图案已发展为套叠式，即两种图案相叠加，如十字海棠式、八方套六方式、套龟背锦式等。江南地区还喜欢用夔纹式，并由此演化为乱纹式，更进一步变异为粗纹乱纹结合式样。浙江东阳、云南剑川等木雕技艺发达地区，有些民居门隔扇心全为透雕的木刻制品，花鸟树石跃于门上，完全成为一组画屏。内檐隔断也是装饰的重点，除隔扇门、板壁以外，大量应用罩类以分隔室内空间。仅常见的就有栏杆罩、几腿罩、飞罩、炕罩、圆光罩、八方罩、盘藤罩、花罩等式，此外尚有博古架、太师壁等亦为室内隔断形式。丰富的内檐隔断创造出似隔非隔、空间穿插的内部空间环境。内檐装修中还引用了大量工艺美术品的制造工艺技术，如硬木贴络、景泰蓝、玉石雕刻、贝雕、金银镶嵌、竹篾、丝绸纱绢装裱、金花墙纸等，使室内观赏环境更加美仑美奂。砖、木、石雕在清代建筑中应用亦十分广泛，几乎成为富裕人家表现财力的一种标志。其他装饰手段，如塑壁、灰塑、大理石镶嵌、石膏花饰等亦得到重视。清代建筑装饰艺术充分表现出工匠的巧思异想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美感。


龙纹、锦纹和旋子纹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