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集权主义建筑-半殖民建筑？

北京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下的产物，正如上海是东方和西方冲突下的产物。

如果说成吉思汗他们是今天全球化潮流的原动力，或许不无道理。在电影《蒙古王》中，孙红雷饰可汗的兄弟，整个电影充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呼麦（一种蒙古演唱方式，低沉的喉音）和灰暗的色调。他们横扫并清洗了欧亚大陆，破坏了无数文明。但幸存下来的西欧文明因为恐惧而开始加速自我进化，并发现了新大陆，正式拉开了全球化的大幕，直到今天。当游牧民族进攻中华帝国的时候，历史的规律总是曾经的荒蛮征服者无不成为孔孟之道和皇权体制最坚定的拥护者，就像日耳曼黑森林里的野蛮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基督化一样。

当西欧蛮族进化到帝国时代之后，他们重新发现了东方。在经过一系列接触之后，他们认定说着卷舌音汉语的游牧统治者沉醉于享受闲适的农耕文明和东方小国名义上的尊重，对全球霸权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毫无概念。他们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强行将这个老大帝国纳入自己的全球化体系，上海便成为这样一个混血产物，就像现在很多上海女子热衷于嫁给西方人一样，不过是殖民化另一种形式上的隐喻。西方学者建立了一套全球化的文化和话语体系，以此来观察和阐述他们眼中的东方，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文化形态和建筑形式。你会发现，他们的口气经常是不解的、疑惑的、批判的、甚至是霸道的。

本文代表了西方学者某种意义上的普遍观点，务请读者批判的阅读。

从北京胡同和上海里弄中汲取营养

迈克尔?索金（Michael Sorkin）

“我就喜欢大的。”——毛泽东，1958（不知道原话是什么）

我经常到中国，但是不知何故，直到几个月之前才有幸到北京一游。北京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不仅规模大得让人感到压抑，而且规划存在“自生自长”的风格。不过，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北京拥有一个矩形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宽阔的林荫大道，间隔很开的建筑群以及厚重的帝都气质。



总体上，这个城市的原型是紫禁城，在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描述中，将其称为这个星球上最精美的，最完整的宫殿群（“世上无人能设计出更好的了”）——堪称一座令人惊叹的王朝纪念碑。集权主义政权偏好递进式建筑，表现在其在任何地点和比例上都要运用其热衷的形式；政治意义的北京可谓权力和支配结合体的一个典型范式。正如凡尔赛（Versailles）之于奥斯曼（Haussman）的巴黎，紫禁城之于同时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北京。并且，作为天体几何学（celestial geometry）的陆地表现形式，紫禁城本身是通过递进地设计而成的。

这个城市中令人惊叹的建筑项目已为承办这个国家的首次奥运会作好了准备，它们是以上观点的明显的延伸。持续的宏伟，不可思议的规模，动员的劳动力，对于象征主义的固着和规划上所体现的中央集权化，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具象派的、城市的和建筑学上的城市项目。这个城市抓住每一个时机彰显自己的重要性，从硕大无比的机场到似无尽头的环路和数百万棵用来表明“绿色特性”，净化废气的树苗，以及高速公路那边波坦金风格（Potemkin fashion）下残余的无序。

中国已经为本土化和外来影响的问题争论了多年。如果说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强烈地按照国际大都市的形态来塑造——从洛杉矶到迪拜——而毛时代的建筑形态可看做是被苏联的巨型住宅、粗笨公共设施和斯大林式纪念碑所奴役的对象，也是一种荡涤帝国主义印记、经典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欲望的表述。但是本土和舶来范式之间的对抗也引发了19世纪建筑形态的创新，这样的创新由数百万人扩散并持续在为城市生活中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既有快乐又有焦虑。

这也说明一个重要的调节大与小之间兼容性的战略无疑是后现代环境中最麻烦的问题之一。

在参观紫禁城的时候，我同时被其惊人的精致和巨大，以及它在公共和内部空间的区别上定义自己的方式所震撼。特别是皇帝位于内廷的寝宫看起来非常袖珍，其规模体现了乡村生活的私密性，一个小院子环绕着数间小房间与近在咫尺的宏大的外朝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这里，阴谋也是个人的，并且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奇怪的宫廷规矩——太监候在宫闺之外用燃香计算皇帝对妃子的宠幸时间。对于自己的表现，皇帝也许较常人承受着更为巨大的压力。

中国人在本土建筑方面的才智历史悠久，考察北京遍布小径和小店的胡同，这里的庭院住宅街坊正在快速消失，地处首善之地核心的它们曾是隐私和多样性的承载体，但这个城市正迅速抹去这些曾经最为经典的公共特性，这样的特性肯定了其在建筑上的历史性成就的独特性和辉煌。这些地方不仅为现代主义者今天塑造城市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想像空间，还为城市的全面性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元素，这样的全面性需要得到延伸，而不仅仅是保留。

如果说北京的胡同代表了一种纯粹的中国城市表述（尽管与亚洲其他地方的庭院集合体有着相似性），那么上海的弄堂（或是里弄）（以及我最近与学生正在研究的武汉里份，）则代表了一种复合性建筑，可以看做是过去与舶来范式遭遇后的成功派生物。这样的街坊在鸦片战争之后诞生，当时上海和武汉已经被列强侵占，并成为租界地和通商港口。在1845年，地方政府发布其租界法令，对这些外国飞地（enclaves）的范围和法律特性作了定义。法律条约规定洋人不得租房与华人，华人禁止在租界地居住。

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太平天国造反，大量的华人开始在洋人的允许下寻求庇护，这导致租界国单边修订了土地法律，废除了禁华条例。其结果是大规模的房地产热潮，让许多大公司都将焦点转向房地产业，既搞现房出租，又在租界影响力的辐射区域搞新物业建设。这些公司包括有传奇色彩的沙逊（Sassoon），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和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它们之前已经从鸦片和其他商品贸易中获益匪浅了。

这些新街坊的建筑很快发展为弄堂的模式，在笔直而狭窄的过道两边修建两层高的联排房。最初，这些房子还保留了传统庭院混合体的规划，被压缩和扭曲以适应具备界墙的环境，规则的几何外形和其城市地位中狭小的面积限制，它们仍然保留了一个窄小的过庭和一种从公共街道穿过私人门户通向幽深内府的递进感觉，这与建设、物质性和风格的传统形式类似。杂合体而已。

当然，里弄之间的质量差距巨大，从一开始就为草根阶层修建的里弄无疑是肮脏之所，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破旧的房屋结构，更奢谈什么像绿地这样的公共消遣场所。但是其模式还是很有才气的。尽管是被包围的街区，它们却非难以接近的封闭社区。在城市的疯狂躁动中，它们是相对安静的孤岛。并且，在面对现代大都市不断增加的疏离感上，它们产生的是一种易于管理的规模和一种极端理性发展的增长效应，以帮助形成各种社区交流模式，这是许多当代高层建筑项目（缺乏替代性）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

尽管北京的胡同的建筑形式不同于上海的里弄，但是它们的组织结构的特色是类似的。低矮、紧凑和亲切，它们是奇妙的街坊，便于步行，亲切和多样性。事实上，这些地方因为如此地独一无二、令人愉快和日益珍稀，正享有（或是忍受）贵族化的命运。在最近一次考察中，当我与一位想买一处中意的胡同房产的中国同仁一起走进房屋中介的时候却发现，其价格堪比曼哈顿。市场可能是残酷的，但绝不愚蠢。

对于这些细密的街区的消失的悲恸已经成为一种类似陈词滥调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些有灭绝危险的街区的保护问题很难和中国人无关。而错误在于，将问题简单地简化为保护，仅将这些形式视为不可复制的历史产物。当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对激进地去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筑形式和复原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形态学基础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中国的里弄和胡同中汲取营养。

我觉得还是民族的东西研究的太少了
随着时间的迁移，很多民族的东西都丢弃了，那些都是宝贵的财富